材料一：镇江港进口量最大的是鸦片，成为当时“五大行”之首，这造成了白银的大量外流。为了弥补进出口贸易逆差，镇江大量的土特产转化为出口商品。至1872年，土货出口量猛增了好几倍，总价达3147006两白银之巨，与1866年相比增加了近10倍，1894年曾突破400万两大关。而同时期，帝国主义为了取得和保持他们在贸易上的优势，不择手段地向我国倾销商品。1870年以后，经镇江港输入的洋货总值已达7613939两，至1894年洋货净进口总值已突破1000万两大关。
——摘编自马洪霞《晚清镇江对外贸易的发展与传统工商业的演变》
材料二：在企业管理制度方面，华商纱厂纷纷放弃先前的工头制和包工制，采取了许多合理化的措施。在1912年以前，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较低，上海纱厂平均每万纱锭需用工人约650名，每百台织机需用工人约280名，内地纱厂则更超过这个数字。而1912年日本在其本国的纱厂每万纱锭平均需用工人仅448人。经过管理制度的改良，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上海纱厂平均每万纱锭需用工人减至600名，每百台织机需用工人减至236名。这一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趋势以后一直延续。
——杜恂诚《对北洋政府时期工商业发展的误解（下）》
材料三：据1919年《新青年》的调查，上海有各类工厂2291家、工人18万，加上交通运输码头工人12万、手工业工人20万，共计50万。当时，上海城市中人口才200万，工人占了四分之一。
——邢建榕《近代上海不仅是商业性消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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