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代是印刷术普遍应用时期，也是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时期。《十三经》和《十七史》的印行，地方史志的编纂，许多数学、工艺、医药和科技著作的问世，大型类书和丛书的编印，都在这一时期。而学术的复兴又促进了学校和书院的兴盛，加之为准备各级考试，使得教本、史籍、韵书、字典等大量印行。
据方志记载，宋代进士姓名可考者有29000人，其中两浙、福建等五路约占82%；宋代印书有地可考者1500种，该五路即占80%。反之，夔州路仅有进士103人，而所印之书只有2种。
——摘编自钱存训《印刷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
材料二
明代以前，医学对于传染病学的认识都未超出“伤寒论”的范围。明清两代医药学家，深入研究传染病等热性病发病原因和医疗方法，创立了温病学说，疗效显著。如《震泽县志续》载，乾隆二十一年，“瘟疫遍行，家无不病，病无不危”，名医孙日琏施诊施药，“赖以全活者计千有余人”。又如《相城小志》载，光绪十七年，“疫症盛行，呕泻螺疮起”，龚霞伯以四味中药“遍施之，病立愈，活人甚众”。
——摘编自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等
材料一
董仲舒按人性把人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占人口多数的“中民”是教育的主要对象。他主张设立各级学校，教授儒家经典，将他们培养为“笃于礼薄于利”“以天下为忧”的君子，以使得“教化大行，天下和洽”。
古罗马教育家昆体良（35～95年）认为，学校教育优于家庭教育，培养演说家是公民教育的重要目标。他还认为，完美的常说家“不仅要有超群的演说天赋，还要有完美的品格”“能尽公民之义务，能在公私事务中完成使命，能以忠告引导国家，能以立法奠定其雄厚基础”。
材料二
严复认为：“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众而贵自由”“讲教育者，其事常三宗：曰体育，曰智育，曰德育，三者并重”。
1912年，蔡元培批评清政府的教育宗旨说：“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同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公布的《教育宗旨》规定：“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
1957年，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材料三人文教育是欧洲教育的传承。19世纪，英国知识界对教育的内容展开争论。一派认为，科学（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应该是教育的主体内容，它是文明的基础和核心，是国家富强之所在。教育不能只培养绅士，而是要满足社会的现实需要，但科学在教育中几乎没有获得应有的分量。另一派别认为，古典人文科目（语言、文学、哲学、历史、数学等）仍然应该是教育的核心内容。人文教育不仅追求纯粹知识，还是人类实现美、快乐、自由和道德的途径。类似的争论在近现代很多国家都发生过。
材料1896年，梁启超曾说，“今夫五洲万国之名，太阳、地球之位，西人五尺童子，皆能知之”，而中国即使“近今之通人”也知之甚少，其中原因是“书之备与不备也”。他说：“今以西人声光、化电、农矿、工商诸学，与吾中国考据、词章、帖括、家言相较，其所知之简与繁，相去几何矣。”而“西国一切条教号令，备哉灿烂、实为致治之本，富强之由。今之译出者，何寥寥也？彼中艺术，日出日新，愈变愈上，新者一出，旧者尽废。今之各书译成，率在二十年前，彼认视之，已为陈言矣。”因此，他认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者欲自离，臆度读西书为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