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代表着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方向
②推动了各派学术思想的平等竞争
③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官吏的文化素质
④标志着地方教育系统初步建立
①反映了“天人感应”的思想
②目的是劝说汉代皇帝要行仁政
③带有浓厚的迷信思想
④儒家思想维护着君主统治
西汉主要思想派别及其作品篇数表
派别 | 儒家（六艺） | 道家 | 阴阳家 | 法家 | 名家 | 墨家 | 纵横家 | 杂家 |
支派 | 103 | 37 | 21 | 10 | 7 | 6 | 12 | 20 |
篇数 | 3123 | 993 | 369 | 217 | 36 | 86 | 107 | 403 |
材料：西汉建立后，“约法三章”不再适应现实需要，新的法令条文不断增加，形成《九章律》。汉武帝时，《九章律》之外的“旁章科条”迅速增至359“章”，仅关于死罪的法律条文便有1000多条，“律令烦多，百有余万言”；具有法律意义的案例汇编越编越多，《春秋》一书所记史事在判案时也用作参考。三国魏初，沿用的“秦汉旧律”竟多达906卷，770余万宇，东汉以来马融、郑玄等儒学大师对法律的注释也具有法律效力。
魏晋时对法律进行了重大改革。大量行政法规被编辑为“令”，由具体行政部门掌握。改定的新律以刑法为主体，共20篇、620条、27600字，大大降低了官吏判案时任意引用法令条文的可能性。与汉代明显不同的是，新律不少条文突出上下尊卑，同罪而不同罚。
——摘编自张晋藩总主编《中国法制通史》
材料一：中国儒家思想由于农业生产时代的落后性，主要只能依靠执掌政权的士大夫阶级的自觉革命——自觉地运用政权让当时社会的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和读书人阶级正确有效地实行非暴力的制衡——即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按天命、各得其所、相互制衡、共同发展，从而让全社会居民安居乐业远离“阶级相互残杀和政权暴力更替”的社会灾变。由此可见在古代人类社会，中国儒家思想无疑是顶尖的掌权思想了。
——摘自《西方民主思想和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历史功能》
材料二：过去一百多年中，儒家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非常复杂，我们简单地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第一代的儒家与社会主义之间有高度的亲和性。但是到了第二个阶段，这种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因为建制社会主义采取了激烈反儒家的态度，由此促使在这一阶段儒家采取了反对社会主义的态度。第三个阶段就是现在。过去三十年以来，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场景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是建制社会主义的社会治理模式遇到了很大的困境，同时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也陷入困境，所以有一个向中国的回归倾向。
——姚中秋《儒家能给社会主义带来什么》
材料一：汉代郡国学的首创者是景帝时蜀郡守文翁。汉武帝即位后，对文翁兴学一事极为赞赏。下诏令天下郡国仿效，设置学校官。从此，主持地方的官吏，渐次重视设置学官。
材料二：汉代地方政府中从事教育的官员，称郡国文学，文学是地方学术官，除作为地方长官的学术顾问外，在建立起地方官学之处，文学还负责进行教学活动，并向上司荐举“通明经术者”，推广教化等。汉元帝时开始在各郡国设置五经百石卒史，是为地方学官立品佚之始。文学的“百石”之俸禄虽低，但其地位要比同品佚的其他地方属官高。
材料三：汉代各地教育活动主要是传授经学和实施教化。一些发达的郡国学也仿效太学分经立官，进行专经教授。授经目的在于培养通晓儒家经典的郡县属吏，贯彻以“儒术饰吏事”的统治策略。郡国学还是地方实施教化的得力工具。它不仅教授生徒，而且面向社会推广教化，移风易俗。郡国学经常通过“乡饮酒”“乡射”等传统典礼活动，向百姓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以达到“教化万民”的目的。
——以上材料皆引自《汉代的太学和地方教育》
材料一“《颜氏家训》共二十篇。分别是序致第一、教子第二、兄弟第三、後娶第四、治家第五、风操第六、慕贤第七、勉学第八、文章第九、名实第十、涉务第十一、省事第十二、止足第十三、诫兵第十四、养心第十五、归心第十六、书证第十七、音辞第十八、杂艺第十九、终制第二十。
“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每不能然(不以为然），饮食运为，恣其所欲，宜诫翻奖，应呵反笑，至有识知，谓法当尔。骄慢已习，方复制之，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为败德。……父子之严，不可以狎（轻忽）；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慢）。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
——引文节选自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教子篇》
材料二：《朱子家训》从治家的角度谈了安全、卫生、勤俭、有备、饮食、房田、婚姻、美色、祭祖、读书、教育、财酒、戒性、体恤、谦和、无争、交友、自省、向善、纳税、为官、顺应、安分、积德等诸方面的问题。
“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流连。……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居身务期质朴，教子要有义方（义方：做人的正道）。……与肩挑（做小生意的挑贩）贸易，毋占便宜；见贫苦亲邻，须加温恤（关心和帮助）。……兄弟叔侄，需分多润寡；长幼内外，宜法肃辞严（一个家庭要有严正的规矩，长辈对晚辈言辞应庄重）。……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
——引文节选自朱柏庐（1627－1698）《朱子家训》
材料：为巩国中央集权和有计划培养人才，汉武帝大力推行儒学教育。他先后采纳董仲舒和公孙弘的建议，在元塑五年（公元前124年）于长安西北部设立太学。为博士弟子50人（时定额50人），学习儒家经典。这是设代官方教育的开始，儒学作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自此确立。博士弟子通常为太常择民年十八岁以上，仪容端正者为弟子。或由郡国县官选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的优秀青年，送至太常，爱业如弟子。博士弟子每年一次考试，能通一艺以上的，补文学掌故，成绩更优者可为郎中；那些考试不及格者，随时开除。汉武帝又明今天下郡国，效法蜀郡，皆立官学。以后地方的官学逐渐普及，在郡国的曰“学”，在县、道、邑、侯国的曰“校”，在乡曰“庠”。汉代乡间闾里均有书师，教授学童识字，是为闾里小学。地方官学的生源为属县地方的优秀青年，岁终考试成绩优异的补郡县史。
——选自陈致平《中华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