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料 | 出处 |
| “今水潦移于江南，迫隆冬至，朕惧其饥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 | 《史记·平准书》 |
| “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 | 《汉书·地理志》 |
| “江西良田，旷废未久，火耕水耨，为功差易” | 《晋书·地理志》 |
| “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鱼与稻，以渔猎为业。” | 《隋书·地理志》 |
材料：孟子几乎和柏拉图是同时代人，这两位思想家对各自的思想传统来说都是奠基性的人物。孟子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企图为社会回归一种完善社会秩序寻找道路；而柏拉图也是面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给雅典政治生活带来的混乱局面，希望为雅典乃至整个希腊世界设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体制。
孟子认为人的生存必须从“仁义”出发，在修身养性中把握合适的社会关系，并通过“礼”来调整自己的言行。对于一个有秩序的社会来说，只要按照社会已定的规范行事，就是善的行为。人的本性是善，遵循自己的本性就能够过一种善的生活；违反自己的本性就是一种恶的生活。一个人在生存中只能按照自己所理解的“仁义”而行。
柏拉图从“人皆求善”这一生存事实出发析了社会上的各种恶的现象，发现人们并非自觉追求恶，而是由于缺乏关于真正的善的认识，在判断中以恶为善，从而导致了人们不自觉地追求恶。对于那些求恶的人，他们并不知道那是恶的。相反，他们以为在追求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在于他们善恶不分，把恶判断为善，从而选择并追求恶。所以，善观念是善判断的基础。所有符合善观念的善判断都是正确的，并且根据判断达到寻求真理的目的。
——摘编自谢文郁《中西哲学不同的思维性格》
材料一：士农工商既是一种职业划分，又是一种社会等级。中唐以后，伴随着财富力量的崛起，商人越来越多地与权贵交通、与士宦联姻以及纳财买官和培养子弟科举入仕。另一方面，由于贵者未必富和封建政治结构的调整，官僚士大夫阶层出于各种目的，也迫切寻求与商人交结，这为商人争取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条件，因此士商之间从原来对立的关系不断向两者混为一体转变。士农工商等级制在贵者贫和贱者富的上下对立运动中被财富力量摧毁了。富民阶层成了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核心，因此我们可以说，宋元明清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具有高度整体性的社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富民社会”。
——摘编自林文勋等《宋元明清的“富民”阶层与社会结构》
材料二：英国工业革命基本上是无意向性的、群众自发的社会经济现象。英国较早地发展了一种以“土地贵族—中等阶级—工资劳动者”为主体的新的社会结构，在这种三层式社会结构中，存在着日益壮大的层次复杂的中间阶层，社会各阶层或阶级间界线较模糊，各阶层之间没有刚性的制度性差别，唯一区别是占有财富的多寡，各阶层都不是封闭的群体，个人可以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在社会阶层的阶梯上攀爬上升，使社会结构内部总是充满活力。
——摘编自尹建龙《工业化初期英国社会流动的趋势和特点》
材料一：1114年，完颜阿骨打（金太祖）“命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一如郡县置吏之法”。把原军事组织的猛安谋克同地域性组织村寨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原军事组织变革为地方行政组织。诸猛安和谋克的职能是管理军务、训练武艺、劝课农桑、征收赋税、宣导风化、捕除盗贼和平理狱讼。1145年，金熙宗又创屯田之制。“凡女真、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与百姓杂处，计其户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种，春秋量给衣马。若遇出军，始给其钱米”，即“计口授地”和自种的制度
——余蔚《完颜阿骨打迁都燕京与金朝的北境危机》
材料二：明朝的军队分为卫、所两个级别，五个千户所为一卫，每卫5600人，每所1120人。卫所分布在地理位置险要的地方，小的据点设所，重要军镇设卫。若干卫所形成军区，设都指挥使为地方最高军事长官。在卫所实行屯田制，驻军一部分守御，一部分耕种，农闲练兵。每个卫所都会分到相应的田地，由官府分发耕牛和农具，开始的几年国家免除田租，等到将荒田养成良田之后，每亩收租税一斗，所积粮食以备战事。
——重超《洪武王朝》
材料：在美国及其盟军在西线和苏联在东线向柏林进军前，已精疲力竭的德国分裂导致欧洲大陆的中心地带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军事真空。于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出现了：这两支正进行渗透的军队中有哪一方会填补这个真空？这是一个充满了政治和战略色彩的问题。
凭着对反共产主义的狂热和对苏联图谋东欧的警惕，英国首相丘吉尔希望盟军能东至柏林和南至布拉格，这样一来在与俄国人就这个前纳粹卫星国的政治未来讨价还价时能处于一个有利地位。但美国拒绝了他的计划。总统罗斯福有赖于在远东与日本的战争中俄国人的援助，他手下的将军告诉他在1946年11月前这场战争不会以胜利告终。他也猜测美国人民不会容忍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在欧洲继续保持军事存在，因此把苏军看作是对德国军事力量复兴的一种有效制约。结果，在德国的艾森豪威尔接到命令，在苏军继续前进解放柏林和布拉格时在易北河停下东进的脚步。4月25日，美苏士兵在易北河畔的托尔高握手。
——摘编自（美）科勒《20世纪的世界：1900年以来的国际关系与世界格局》
材料：李冲（公元450年—公元498年），字思顺，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人，西凉李禹之曾孙，史书称其“协契圣主，佐命太和，位当端揆，身任梁栋，德洽家门，功著王室”。他从小诵习儒家经典，加之他出身于帝王世家，耳濡目染，对传统的封建典章制度十分熟悉。入魏后，他受到冯太后和孝文帝的赏识与信任，从“典禁中之事”的秘书中散屡迁至尚书仆射，“恩宠日盛，赏赐月至数千万”。太和初制定的刑律还较为粗疏，有不少阙漏之处，孝文帝在迁都洛阳的前夕，再次制定新的律令，“及议礼仪律令，润饰辞旨，刊定轻重，高祖虽自下笔，无不访决焉。”“冲机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园丘、太庙，及洛都初基，安处郊兆，新起堂寝，皆资于冲”，誉之为“一时之秀”。李冲在太和年间的二十余年仕宦生涯中，执枢衡，总朝务，参与制定了北魏政治制度、礼制、官制等方面的改革，是孝文帝太和改制中的具体谋划者和决策者，成为我国封建社会中一位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改革家。
——摘编自施光明《略论北魏政治改革家李冲的历史地位》
材料：《诗经·大雅》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新旧并非对峙关系。王安石的“新桃换旧符”虽有改革的含义，但也不是要打碎千百年的传统。而“五四”精英眼中的“新”则是欧洲中心史观，特别是哲学家康德的那种把新旧看成是“光明与黑暗”“启蒙与愚昧”甚或“善与恶”的关系。
——摘编自相蓝欣《从“中体西用”到“落后就要挨打——中国对外思想的变迁与内涵》
根据材料，围绕“新与旧”的关系，提出自己的观点并结合中外历史上政治与思想文化领域的两个重大事件进行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论观点，阐述须有史实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