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5年 | 1851年 | 增幅% | |
农业工人 | 65.46 | 100 | 52.8 |
非熟练工人 | 47.54 | 100 | 110.3 |
熟练工人 | 56.29 | 100 | 77.7 |
白领阶层 | 23.93 | 100 | 178 |
所有工人 | 42.74 | 100 | 134 |
材料一: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开始走上中国的现代型。第一是中央集权之更加强,第二是社会阶级更加消融。魏晋以下的门第势力,因公开考试制度之长期继续,已彻底消灭,商业资本难于得势,社会上更无特殊势力之存在。我们若把分裂性及阶级性,认为封建社会之两种主要特征,则宋代社会可说是距离封建形态更远了。然而正为此故,遂使宋代社会,在中国史上,显为最贫弱,最无力,一个中央政府高高地摆在偌大一个广阔而平铺的社会上面,全国各地区,谁也没有力量来推动一切公共应兴应革的事业,像水利兴修,道路交通…一到金胡南下,中央政府崩溃,社会上更无力量抵抗或自卫
——钱穆《国史新论》
材料二:市民性社会或者也称市民社会,首先是基于新市民阶层的基础之上……为此它需要特定的机制:市场、批判性的舆论、拥有宪法和议会的法治国家。在这个社会政治性的目标中包含了一个新的生存蓝图,它立足于工作、成就和教育(而非出身),立足于理智和对理智的公开运用(而非传统),立足于个人竞争以及伙伴式的共同体之上,它批判旧政体的核心元素;反对专制、反对世袭特权、反对等级的不平等、也反对教会——宗教原教旨观念。该计划虽然植根于新形成的市民阶层,但它却趋向于一个针对所有人的计划,它是一个全方位的模式,它基于全体市民——公民意义上的全体市民——的自由、平等和参与……
——节选自尤尔根柯卡在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的演讲稿(本文是尤尔根柯卡对18世纪至19世纪早期德国市民阶层和市民性的探讨。)
信息序号 |
代表人物 |
材料或观点 |
1 |
马克思 |
马克思认为,达尔文的著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依据。” |
2 |
严复 |
19世纪末在翻译《天演论》时,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兴民德、自强自立、号召救亡图存。 |
3 |
高尔顿 |
在《世袭天才》中指出,必须让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的选择继续发挥作用,以防止人种退化。但是,如何才能防止人种退化的争论却衍生出两种政治哲学:一种是贵族主义……另一种是平均主义。 |
4 |
张功耀 |
在《达尔文进化论革命的意义》中指出,进化论应用于社会研究形成了“达尔文主义的社会学①”这种学说认为,有竞争的社会才会有进步,社会进步也是一个自然史过程;社会政治制度也有一个适者生存的问题,因此,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终极社会模式。 |
5 |
程倩春 |
在《论达尔文进化论的生态思想及其意义》中指出,“达尔文明确提出,把一切生物都归在所谓‘自然系统’之下的这一伟大事实,如果根据神创说,是完全不能解释的。……使他成为科学史上将自然主义原则贯彻到底的第一人。” |
6 |
爱因斯坦 |
在《科学与宗教》中指出,我以为科学不仅替宗教的冲动清洗了它的拟人论的渣滓,而且也帮助我们对生活的理解能达到宗教的精神境界。 |
【注】①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将达尔文进化论中自然选择的思想应用于人类社会的一种社会理论。它认为穷人是生存竞争中的“不适者”,不应予以帮助;在生存竞争中,财富数量是成功与否的判定标准。在对待社会的问题上,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政策的哲学基础,社会达尔文主义在20世纪衰落,因为生物学知识和文化现象知识的领域不断扩大,足以驳斥而不支持其基本信条。
结合两条以上信息,提炼出一个观点,并结合其他相关史实,加以论述。(要求写出观点,观点鲜明,史论一致,结构严谨)
材料一:清廷遂于1905年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次年,五大臣先后回国,上书指出立宪有三大利:“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渐轻,三曰内乱可弭”,建议进行“立宪”。
——选修2《近代社会的民主思想与实践》
材料二:……政府还致力于对社会的整合,试图实现国家与社会领域间的平衡和共赢,从而具有了向现代公民国家发展的导向。为此,清政府制定多项法律(如《集会结社律》、《钦定报律》等)来规范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放松了对舆论界和公民集会结社的限制。但是,新闻报刊的创办和新式社团的组建带来的是社会运动的勃兴。对此政府当局缺乏应对的权威、经验和智慧,而社会舆论界同样缺乏理性的自我克制——报刊舆论日渐激进,新式社团则缺乏统一行动并与政府进行协商的能力,这导致政府和社会舆论界从互动走向对抗。清末的国会请愿运动体现了社会舆论界的民主诉求,然而国会请愿运动的日渐激进化以及政府当局的压制举措,使得两者之间的对抗走向难以调和的境地。
——郭绍敏:《重新审视清末宪改:国家建设视野和政治科学范式》
材料三:本明治维新之初,日本天皇即于l868年4月发布《维新政体书》,开宗明义宣布了天皇的五条誓文:第一,广兴会议,万事决于公论;第二,上下一心,盛行经论;第三,官武一体,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勿使人心倦怠;第四,破除旧来之陋习,一本天地之公道;第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国之基础,为社会经济和政治法律制度的最初改革确立了基本原则。这五条誓文是明治政府对封建旧体制进行改革、使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纲领。随之而来的是一场以政治、法律、经济、军事等为基本内容的自上而下的全面改革。日本的改革一开始便把目标定在国家的现代化上。
——贾占军《浅析中日近代宪政之路的异同及原因》
材料:1946年,当“冷战”这个概念流行起来的时候,东亚已经是烽火遍地了。如果以热战为标准,东亚则是独一无二的。不论是列强在二战后期基于外交协调的各种安排,还是战争结束时基于军事占领的现实造成的局面,都没有阻止一个个东亚国家由于内部矛盾采取行动和发生战争,其中包括内战(中国)反殖民主义战争与冲突(越南与法国、印度尼西亚与荷兰)直至大国之间的大规模地区战争(朝鲜战争)也有新兴国家之间规模不大的冲突。以往的论著都将这些事件同美苏爆发冷战紧密联系,以致忽视甚至无视东亚地区内的各种力量的极端重要性。这并不符合历史进程的真实情况,至少在东亚陆地部分的主要地区是这样,在那里美苏也可以说是被各种当地力量加以利用的外部因素。
——摘编自牛军《从开罗到万隆:战后东亚秩序的缘起(1943—1955》
材料:福泽谕吉是近代日本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出身于德川幕府时代一个下级武士家庭。他曾三次游历欧美,回国后,多次著书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及教育情况。1880年他的《劝学篇》出版,在书中他认为儒学的空疏是造成东方落后的根源,“要谋求东洋革新,必须首先输入西洋文化教育”。但同时他又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观点,以为日本在吸收西方观念的同时,还要维持日本的文化内核。他主张“教育救国”,以学问培养日本人的独立人格,振奋民族精神,从而保持日本民族的独立。福泽谕吉很注意吸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启蒙思想,如人人生而平等、个人思想独立、契约思想等,用以教化百姓。
——福泽谕吉《福泽谕吉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