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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明中叶以来,产生了一些新的金融机构,最主要的机构就是钱铺,亦称钱店。钱铺的原始业务是经营货币兑换。明代还有钱米铺、兑店、兑钱店、兑钱铺、钱桌等。钱米铺是兼营货币兑换和粮食买卖的店铺。兑店、兑钱铺的经营业务主要是货币兑换。钱桌的最初形式是在街头设摊的兑换者,后来发展到店铺,但仍保留原名。明末的钱铺已开始经营存放款、汇兑及发行兑换券等业务。清代时北方还产生了一种金融机构——帐局。帐局既对工商业放款也贷放京债,早期的帐局偏重于京债。帐局经营放债,也吸收存款,以扩大资本来源。在钱铺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产生了钱庄,到了清朝乾隆初年又被叫做银号,是发行汇票的主要机构。后来还出现了以经营汇兑业务为主的银号。清初时还出现了钱市经纪人,后因经纪人参与了抬高钱价的活动,在乾隆三年被予以裁革,后来又予以恢复。
——摘编自李东雷《中国古代信用和信用机构的发展轨迹》
材料二:新航路开辟后,欧洲贸易中心转移到大西洋沿岸,阿姆斯特丹等西北欧城市崛起。当时来自不同地区的商人使用不同的货币,严重阻碍了国际贸易的发展。阿姆斯特丹银行发明了银行票据来解决这一问题。它还在标准的银行票据的基础上,发明了支票账务系统,商人的货币交易直接通过转账完成。支票账务系统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这样阿姆斯特丹银行发行的银行票据就充当了国际货币的角色。荷兰银行业极大地推动了荷兰商业资本主义向金融资本主义过渡。荷兰人还创建了世界上最早、规模最大、流动性最好的金融市场体系,发明了期货、期权、掉期、卖空、买空、资产证券化、共同基金、对冲基金、永久年金等今日为人们熟知的金融工具。金融制度方面的创新成就了荷兰帝国,也引起了欧洲的金融革命,并直接刺激了英国金融业的发展和工业革命的诞生。
——摘编自薛金福等《货币的力量》
材料:清初,明代或更早时期形成的贱民(从事当时社会所谓的“贱业”的人)分布各地,其并非奴隶,但地位低于平民,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不列于民户的户籍。他们单独成籍,称为“贱籍”,世代相袭。雍正元年三月,监察御史年熙奏请削除山陕乐户的贱籍,九月两浙巡盐御史噶尔泰上书请除绍兴堕民丐籍,雍正都批准了。雍正五年将“年代久远,文契无存,不受主家豢养”的徽州府伴当,宁国府世仆“开除贱籍,归入良民”。其后,雍正朝又多次“开豁贱籍”。雍正皇帝削除贱籍的措施主要包括三项内容:一是由原来的贱户提出申请,经地方官批准,脱离贱籍,转入民籍,即由贱民转为良民;二是贱户改籍必须抛弃原来的职业,别习新业,同时政府禁止地方绅衿逼勒贱户再操旧业,如雍正三年规定:堕民丐户和乐户等“改业为良,若土豪地棍仍前逼勒凌辱,及自甘污贱者,依律治罪”;三是贱户既转属民籍,就要同平民一样向政府尽义务。简而言之,所谓削籍就是准许贱户改业,转为良民,并对国家纳税服役。
——摘编自陈国坤《清朝“开豁贱籍”政策初探》
材料:战留给人们的教训是:大国必须在维护世界秩序中发挥核心作用。正如联合国的设计者所设想的那样,中、苏、美、英、法五大国被赋予了“世界警察”的职责。他们可以联合其他国家一道对他们认为将危及世界和平的事件予以干涉,反之,这五国的任何一国,也可以行使其至关重要的一票否决权否决以联合国名义发起的任何干涉。对于大国的核心作用联合国显然比国联更为看重。另一方面联合国也更为重视和保护中小国家及弱小民族的主权与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使德意日受到沉重打击,也对英法主导的旧的殖民体系形成了冲击。《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联合国的宗旨是“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第一次使民族自决成为公认的国际准则。为了促进民族自决,《联合国宪章》专门列有“关于非自治领土之宣言”“国际托管制度”“托管理事会”三章。总体而言,二战后期盟国对国际秩序的设计基本上得以实现,这对于维系世界和平发挥了积极作用,一直到今天。
——摘编自王建朗《浅议二战后国际秩序设计的几个特点》
材料: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决定建造武汉长江大桥。茅以升担任了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大桥的建设工作中。自1950年起,茅以升就对建造武汉长江大桥的几个方案做了精确测量和深入研究,经过反复比较,于1955年确立下“大桥设计施工方案”。本来大桥的桥基建造准备要用建钱塘大桥时的“气压沉箱法”,并已请苏联专家做了鉴定。但茅以升根据进一步的地质钻探资料,认为采用沉箱作基础有巨大困难,因而将“气压沉箱法”改为“大型管柱钻孔法”。其后,茅以升用半年时间对这一方法进行了试验,证明切实可行。铁道部和国务院很快批准了这个方案,1955年9月,大桥正式动工。施工期间,茅以升主持的技术顾问委员会解决了建桥中的14个技术难题。1957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震惊了世界。茅以升为此欢欣鼓舞,他借出国访问和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大力宣传新中国的第一座现代化桥梁。他的著作《武汉长江大桥》被译为多国文字在世界流传。
——摘编自张化本《茅以升与中国桥梁梦之为国建桥篇》
材料:
时间(时段) |
“新中国”一词内涵的历史发展脉络 |
19世纪末20世纪初 |
康有为为改变清王朝危机,设想在巴西建立和管理殖民地时首次提出了“新中国”的概念,希望通过向外移民来挽救民族国家危机;梁启超也提出了“新中国”一词,这源于其对戊戌变法失败的思考。 |
1907年 |
美籍传教士威廉·蒲鲁士作《新中国在演进》一书,揭示某些洋人活动的殖民性、有害性及其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冲突.并从这些冲突中凸显“新中国”出现的必要性。 |
1910年 |
陆士谔写理想小说《新中国》,该书以幻想形式对未来新中国进行了设计和构建,希望建立一个立宪民主的现代化新中国。 |
辛亥革命时期 |
《新中国报论自由真理》中提到:“人群之自由者文明也,外国惟文明故人群之自由胜。” |
五四运动前后 |
国人纷纷提出建设“新中国”,各种“新中国”构想的呼声覆盖全中国,特别是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观的推动下,“新中国”一词的涵义进一步深化,囊括了民族独立的内容。 |
1921年后 |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从概念和实践两方面深化了“新中国”的内涵,并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新中国”一词的无限能量释放出来。 |
1949年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新中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 |
——摘编自史宏波《近代以来“新中国”名词的历史考察》
从材料中任选一个或多个时间(时段)提取信息,围绕“‘新中国’一词的内涵”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阐述须有史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