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 刻石名称 |
“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 | 泰山刻石 |
“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普施明法,经纬天下” | 之罘刻石 |
“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 | 碣石刻石 |
“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絮(洁)诚”“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 | 会稽刻石 |
材料一 近代转型期,英国的家庭结构以父母与未婚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为主,子女的“立身期”在亲子关系中占有相当大的时间比例。据本·阿莫斯研究,中下层家庭子女在外当仆佣学徒的“立身期”年龄大约在15~24岁之间;又据斯通估计,他们离家时的年龄一般在10~17岁之间。因此,尽管个人情况互有差异,但从整体上看,当时英国青少年中的大多数在核心家庭结构中与父母一起生活的时间较短。一旦成婚,子女多另择新居,与父母的关系已超出核心家庭范围。
——摘编自陈勇《近代早期英国家庭关系研究的新取向》
材料二 ……随之而来的,是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的法律支持也崩溃了。旧的司法制度设立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以血缘为主的社会结构,它承认家长的特殊地位;男女不平等……它认同儒家教诲,认为父子应互相庇护,逃脱司法审判。这些反映封建社会关系的准则,显然与快速变化的时代是不协调的。在晚清和早期民国时代的新法典中,已承认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男女平等、妇女的财产继承权等,家族社会的古老的司法基础瓦解了。
——摘编自(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材料: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变化(节选)
时期 |
饮食文化特色 |
先秦时期 |
贵族饮食有“八珍”之说,对用料、烹饪、数量、餐具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士大夫之下“不以鼎食”。 |
秦汉时期 |
外来食物黄瓜、菠菜、胡萝、茴香、芹菜、扁豆、大葱、大蒜登上国人餐桌,炸油饼、芝麻糊、烧饼等受到热捧。 |
隋唐时期 |
士人任官或升迁举办“烧尾宴”招待亲朋同僚,意指“鲤鱼跃龙门,烧鱼尾高升”。唐诗中还大量提到西域胡家酒店和胡姬。 |
两宋时期 |
“北麦南稻”的饮食结构发生变化,烧饼、饺子、包子、刀削面等散布于江南市镇,通宵达旦沿街叫卖。 |
元明清时期 |
忽必烈力主的“涮羊内”火锅风行全国,“乳扇”也由蒙古大军带到大理:朱棣迁都后,实现了“南京板鸭”与“北京烤鸭”的混搭。美洲马铃薯、玉米成为底层国人充饥的主食。顺治、康熙时代的“满汉全席”则将中华饮食文化推向新高度。 |
——摘编自王学奏《中国饮食文化史》
材料蕴含了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诸多信息,自拟一个论题,结合所学中国古代史知识予以阐述。(要求:所拟论题明确,阐述史论结合,言之成理)
材料:随着1953年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各省区可根据各自情况自行安排粮食计划供应的实施,标志着城镇居民迈进了凭票购粮的历史时代。1955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专栏位置公布了“全国十一月起使用通用粮票和地方粮票”的消息。粮票作为粮食供应制度的证券,充当一定的货币职能。从此,开启了计划经济时代粮票规模化、制度化的发行流通历史。在《全国通用粮票暂行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了粮票的统计管理,即建立完善的粮票统计制度。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逐步迈进,计划经济体制寿终正寝。1993年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文件要求争取在二三年内全部放开粮食价格,这就标志着国家正式取消全国范围的粮食统销。随着全国范围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依次逐步取消,与此相随而生的粮票制度也走向解体并消亡。从此,粮票就在新中国经济领域谢幕了,粮票制度也随之退出了历史舞台。
——摘编自张艳国、彭白云著《简论新中国粮票制度的兴废》
材料:二战后的德国外交目标比较低调。其原则是自我约束,这一原则所依据的是历史的教训和战后的现实。希德勒以德国的名义摧毁了欧洲,因此德国必须自我约束,只有这样才能重新赢得其他民族的信任,恢复欧洲的和平。战后英、法、美等国家也要求德国自我约束,并使其成为允许德国拥有主权地位的一个基本条件。联邦德国在1949年制定的《基本法》中规定了和平的义务,这就意味着禁止进攻性的战争,允许防卫性的防务,要求缔造和平的政策。另外,德国在其推行外交政策工具方面对自己也有明显的限制,完全致力于经济手段,自愿实现与西方的一体化。在冷战期间,虽然执政党和领导人有变化,但他们始终坚持自我约束的原则,并且致力于和平和反军国主义的传统,外文政策上显示出高度的连续性和一致性。
——摘编自李莉萍《冷战时期法德外交政策比较》
材料:雷切尔·卡尔森,美国海洋生物学家、科普作家,从小热爱文学和大自然。20世纪四五十年代,人们大量利用剧毒杀虫剂来提高粮食产量,短期内效果显著。但这些杀虫剂的毒物通过空气、水、土壤、食物链等潜入农作物、畜体及人体,诱发癌症和胎儿畸形等疾病。卡尔森经过4年调查,指出使用化学杀虫剂对环境造成的危害,于1962年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她在书中阐述了农村对环境的污染,用生态学的原理分析了杀虫剂对生态系统带来的危害,指出人类利用自己制造的毒药来提高农业产量,无异于饮鸩止渴。这本书的出版使人们意识到“人类也是生态平衡的一部分”,从而掀起了现代环保运动。由于它的广泛影响,美国政府开始对书中提出的警告做调查,最终改变了农药政策,并于1970年成立了环境保护局。
——摘编自蒋承勇主编《世界文学史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