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呈现出极大的不平衡性，美国、西欧、中国、印度的经济发展也因各自不同的国情而跌宕起伏，下图中所描绘的这四个国家或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全球所占比重曲线图中，与中国相符的一条曲线应是（ ）
材料一中国古代传统战略文化思想是以民为本、文武并用。历史上盛世时期的治国理念都强调民本主义。君主执政的目的应是“以君保民利民”，其执政理念则应该表现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在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上，从不掠夺外邦的土地和财富，而是坚持“与民休息”“以农为本”的政策，力求保持小农经济稳定发展。在与邻国的关系上，从不主动侵扰、扩张和掳掠，而是以尧帝确立的“协和万邦”思想为主导原则，以孔子的“天下大同”为理想目标。
——摘编自唐尧《论中国古代盛世时期的战略文化》
材料二美国推行霸权的力量源泉是美国民族的特质和美国传统的历史。美国的战略文化，缺乏悠久的历史哲学传统，没有沉重的历史文化包袱，也没有相应的严肃感，但有着在不长的历史时期内，通过战争等手段把自己的利益和影响扩展到全世界的经历，从而使之充满自信和自负，同时也富于进攻性和强制性。……在美国有一句格言：“没有一个伟大的敌人，便没有伟大的美国。”美国人的世界观继承于西方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上表现出强烈的二元对立倾向，看待事务上“非黑即白”。冷战结束后，冷战思维仍然在美国极度盛行。……同时，由于美国自身的“民族优越感”和“天赐使命感”，其片面的认为世界上的“民主国家”之间是不可能产生战争的，民主国家只会与非民主国家之间爆发战争。美国简单的把世界上的国家划分为民主和非民主两类，并且认为自己有义务有能力将非民主国家改造成为民主国家，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推翻其政权。……美国人深受杜威学说影响，大多带有实力主义和现实主义倾向。但从当代美国军事战略本质来看，其战略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实力主义。美国在其战略文化影响下的战略推进过程，也是其在实力主义影响下推动其霸权的过程。
——摘编自李啸《浅析中美战略文化之差异》
在自然界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相反，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和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和预期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各个时代和各个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严重，它丝毫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来说同样是由偶然性来支配着的。但是表面性是偶然性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解读材料，围绕“行动的目的与结果”自拟一个论题，运用近现代史知识进行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实准确，史论结合）
明朝对漕政管理极为重视，建立了从朝廷到州县的管理机构，“行漕法规”也得到健全和完善，产生了支运、兑运和直达制度。明永乐十三年（1416年）以前，漕运由粮长和里长等民役完成。会通河重修之后，漕粮远距离运抵北京，“民解”难以完成，于是明朝采用了支运法，由民户和军队相结合运粮。规定各地农户将税粮就近运到运河沿岸的淮安、徐州、临清、德州等粮仓，再南编定的官军分段沿河接运到通州。明宣德年问，因民役运粮耽误农时，同时军队运粮又多空舟往返。宣德五年（1431年），又推行了兑运法。即规定各地农户将税粮各自运到所在的州县府，兑交给那里驻守卫所军队，由军队再沿运河一直运到通州。兑运法的实施，使官运的路程南移，民运的路程相应缩短。明成化七年（1472年），又进一步推行直达法，规定由负责漕运的官军直到河南漕粮府州县码头领兑，直接运到通州，即由运军赴江南、南京附近的水次交兑，农民不必亲自赴淮、徐等仓交纳但军运路程延长农民需要付给运军的加耗运费亦有相应增加。从此漕运由民运转变为军运，官军运粮则成了南粮北运的主力。纵观明代漕运制度的演变，民运部分日益减少，而军运漕粮占主导地位，并最终取代了民运。
——整编自百度《试述明代漕运制度的变革》
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一个风云激荡的百年，在这个不平凡的百年里，人类饱尝了战乱之苦，经历了动人心魄的冷战对峙。新的世纪，当人们怀着对和平与安宁的美好向往凝望新世纪天空的时候，在遥远的天际仍然飘散着让人不能舒心展眉的阴霾，不仅许多旧的引发战争的因素未能消失，而且还增添了不少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烟云”。
——尹正达《影响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十大因素》
马占山1885年生于奉天怀德（今属吉林省），1903年因被诬告而离家出走，加入绿林队伍。1905年被清政府招抚后开始行伍生涯，逐渐成为奉系军阀的高级将领。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相继侵占辽宁、吉林，进而进犯黑龙江。时任黑龙江省代主席的马占山，率部在江桥打响了中华民族抗日第一枪，震动中外。1932年日军攻占哈尔滨后，马占山曾投降日本，一个月后又在黑河通电继续抗日，揭露伪满内幕，成立东北救国抗日联合军，组织各县义勇军，开展了一系列收复失地的军事行动，终因孤军无援，被迫退入苏联境内。1936年参与西安事变，向张学良建议“国难关头，勿杀害蒋介石”，后任东北挺进军总司令。1946年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认为大势已去，蒋介石必败，于是以治病为名在北平避战。1949年1月与傅作义、邓宝珊等人一起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宣布起义。1950年11月病逝于北京。
——摘编自常城《马占山》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