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青铜器作为文字的载体有一个很大的局限就是面积太小，无法刻写太多的文字，而且铸造工艺也比较复杂……严格地说，轻便而实用的竹简、木牍才是中国文献史上真正意义上的“书籍”……缣帛成本较高，产量有限，这就使得帛书的使用范围不能像简册那样广泛，只有朝廷和贵族之家才有条件使用。
——王恩全《论中国汉字的载体演变及其文化功能》
材料二：纸张的轻薄柔韧、价廉易得使其成为汉字书写和传播最理想的载体……借助于纸张的普及，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汉字的各种书体：篆隶草行楷已发展完备……（唐宋时期）纸张的运用也推动了印刷术蓬勃兴起。为达到便于阅读的视觉效果，印刷的字体刻意追求方正规范、整齐划一。
——陈虹《器物载体与汉字书写的美学风貌》
材料三：汉字的传播及汉字系文字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东亚地区乃至全世界最为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之一。历史上，在以我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随着汉字的广泛传播和深刻影响，先后形成了包括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日文、越南喃字等在内的十多种汉字系民族文字，构成了一个多姿多彩的文字家族和文化宝库。这些文字的形成和发展，是汉文化和各民族文化密切交流的成果，也是汉字符号多、语言适用性强的体现。
——摘编自王锋《追寻汉字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足迹》
材料一：翁氏对于世界地理颇有浓厚兴趣，出于其手编亲辑之简明著作为《天下寰球中外交通分五大洲图》，简明清晰，并系史志……了解世界，求取新知，自以阅览世界地志为重要入手，自鸦片战争时期，魏源、徐继畲、梁廷枏、姚莹等均循此途，当知知书儒生多具共同意趣，翁氏遗留著作，惟此一种最有贡献。
——王尔敏《儒学世俗化及其对于民间风教之浸濡》
材料二：孙逸仙，想报仇，行革命，灭满洲。数十年，不变志，以三民，为主义……前者仆，后者继，不自由，枉人世。
若学买卖，是为商家，有人办丝，有人办茶……中国所用，多是洋货，利归外国，每年甚多。
——翁仕朝授课教材《新三字经》《三、四、五字书》（20世纪初）
材料三：民国政府纪念期，列明以后：正月一号，南京政府成立纪念。二月一号，北京宣布共和纪念……（五月）九号，条约（廿一条）国耻纪念……（八月）廿九号，《南京和约》国耻纪念。九月七号，《辛丑条约》国耻纪念。
——翁仕朝手稿（20世纪30年代）
材料一：在美洲被征服的过程中，大量印第安人死于屠杀和折磨。更悲惨的是，新大陆没有天花、白喉等疾病，印第安人对这些疾病毫无免疫力，欧洲人带来的这些疾病造成他们死亡的数量可能更大，有的村子因此整个灭绝。据估计原来有1000万到2500万人口的新西班牙（阿兹特克帝国），到17世纪初只剩下不到200万人，同时期印加人从约700万减少到只有约50万……随着印第安人大量死亡，劳动力来源日趋紧张，于是殖民者又从非洲运来黑人，迫使他们在种植园里劳动。
——王加丰《世界文化史导论》
材料二：（欧洲人）不但自己大发其财，同时一手塑造了整个新世界的风貌与历史……看不见的病毒以外，另一批因哥伦布航行引发的生物大交换，是由肉眼可见的生命形式组成，从南瓜到野水牛均是。这个大交换的结果——从人类观点视之——也是正负参半……时至今日，两半球之间的动植物交换并未停止，依然在进行。
——（美）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哥伦布大交换》
材料一：（宋）元祐以降，指凡公（王安石）所变之法，皆曰“恶法”，其为意气偏激，固无待言……吾常谓天下有绝对的恶政治，而无绝对的良政治。苟其施政之本意，而在于谋国利民福，殆可谓之“良”也已。
——梁启超《王安石传》
材料二：“王安石所行的新法，都是民生主义的事实。”（《孙中山全集》）……清末民国时期，很多学界政界人士积极主张学习西方，但很快发现西方文化也存在巨大问题与缺陷，需要在中华文化中寻找智慧加以补充改进。
——姜锡东、周一星《略论王安石变法的现代影响》
材料一：西方工业文明带来的不仅仅是人类道德的堕落，而且也毁灭了整个印度传统社会的经济秩序……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憎恶使甘地认为，独立后的印度绝不能建立以工业文明为模式的西方式社会。他理想中的社会是建立在印度文明——由手纺车、犁和印度哲学构成——的基础之上的真理和非暴力社会……要着重恢复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其中心是手工纺织和印度村社……对于当代发达的工业社会而言，甘地的思想也无疑是一付适当的解毒剂。
——何新华《评甘地的反工业主义思想》
材料二：（甘地）试图在道德规范和经济之间建立一种联系，并且通过诱导资本家进行道德转变来使无情的资本主义秩序变得有人情味儿……德国绿党创始人佩特拉·凯莉曾公开宣称：“在我们政治生活的某些特定领域，我们受到了甘地的巨大启发……把有责任地使用原料作为以生态为本的生活方式和经济的一部分，会降低以我们的名义继续暴力政策的危险。
——（印度）P．A．纳扎里斯《甘地：杰出的领袖》
材料一：这部中国史的着眼点在社会组织的变迁，思想和文物的创辟，以及伟大人物的性格和活动。这些项目要到有文字记录传后的时代才可得确考……本书即以商朝为出发点，然后回顾其前有传说可稽的四五百年……在后人关于夏朝的一切传说和追记中，我们（所）能抽出比较可信的事实。
——张荫麟《中国史纲》（1941年）
材料二：我们如果不自满于神话与传说，那只有求助于考古学之地下发掘的证据，现在虽因为材料缺乏、考订困难，还没有明确的论断，可与古代的记载互证……我们今后研究古史，不必龂龂于文字记载的争辩，而只有从事于考古学而努力于地下发掘之一条大道。
——周予同《开明本国史教本》（1931年）
材料一：听昆曲先得记熟曲文；自然，能够通晓曲文里的故实跟词藻那就尤其有味。这又岂是士大夫阶级以外的人所能办到的？当初编撰戏本子的人原来不曾为大众设想。
——叶圣陶《昆曲》（1934年）
材料二：（新编《十五贯》）删去了原作中的“宿命论”、“因果循环”以及“忠君”思想等……许多台词，都是重新写的，同样的意思，却换成了浅显平易的文言，使语言更加生动和口语化，增强了《十五贯》对于大众的适应性。
——刘遗伦《从昆曲〈十五贯〉的改编看新中国初年的戏剧改革》
材料三：《十五贯》所表现的这一案件，正是集中地反映了……坚持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精神，反对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这对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的。
——黄源《昆曲<十五贯>编演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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