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战国时期，国家强制诸子均分土地，从而分割成若干小家庭，适应征税、服役的需要。汉代允许诸侯将土地分给诸子，以削弱分化诸侯，推动了古代家产均分制度。后世律令规定土地继承基本沿用诸子均分的方式，但受传统习俗影响，长子往往被赋予双倍的继承份额。《名公判清明集》记载了一个宋代案例：王有成“因不能孝养父母，遂致其父母老病无归，依栖女婿，养生皆赖其力”，因此官府判决土地等家产“当归之婿”。家庭的土地代代均分，阻碍了大规模地产的传承，也使夫妻为主要核心的小家庭成为社会主体。人们依赖土地、满足于拥有少量的生产资料，难以开启新的生产与经营。
——摘编自《浅谈中国古代继承制度的演进》等
材料二：进入16世纪以来，英国的土地继承逐渐普及了长子继承制。此后，英国规定土地只能由长子继承，长子继承制使贵族大地产代代相传，基本固定。圈地运动就是以贵族普遍世代保持着土地所有权为前提的，只有这样，他们才有权力驱赶佃农，圈占土地。长子继承制避免了家庭财产的平均分配，单传给长子有利于家庭财富的积累，并向资本转化。大地产的稳定性固化了贵族群体，强大的贵族群体逐渐形成了限制王权的反对派组织，最终促使了英国议会的产生。
——摘编自《英国长子继承制及其对社会经济政治的影响》等
材料：外国使节采用何种礼节觐见中国皇帝，始终是中外关系上的一个死结，西方外交要求平等，天朝体制讲究藩属，围绕着“跪与不跪”，引发了多次外交冲突。
乾隆时代（1793年） | 礼部坚持英国特使马戛尔尼行跪拜礼，并擅改英国外交文书 |
咸丰时代（1860年） | 指示决不见不行跪拜礼之夷人，否则“唯有与之决战” |
同治时代（1873年） | 英、法、俄、美等六国使节终于首次以平等礼仪觐见皇帝 |
1873年被称为大清朝“礼崩乐坏”元年：清廷将觐见礼仪问题下放给大臣们商议。
翰林院编修吴大澄激烈反对外国使节用平等礼仪觐见同治皇帝，理由是破坏了祖宗旧制，会改变清朝的政体。
浙江道监察御史边宝泉激烈要求外国使节行跪拜礼仪，用中国臣子跪拜之礼要求外国使节是一种优待。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认为，国家正面临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朝廷礼制应随情势变通，既然已将西方诸国“许为敌国，自未便以属国之礼相待”。
——摘编自腾讯历史《转型中国1864-1949》
结合材料与所学中国近代历史的相关知识，围绕“清末礼崩乐坏问题”自行拟定一个具体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充分运用材料信息，明确写出所拟论题，解析准确，阐释充分，逻辑严谨，表述清楚）
材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遏制政策”。联邦德国推行向西方一边倒的对外政策，拒不承认战后欧洲边界，也拒不承认民主德国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坚持不与民主德国建交的任何国家（除苏联外）建立外交关系。进入60年代，这种政策大大限制了它的外交舞台和国际地位的提高。
勃兰特主张改变联邦德国同东部邻国的关系，先承认现状，通过“和平方式”，对民主德国以及苏联和东欧各国进行政治渗透和经济扩张，为最后“重新统一德国”逐步制造条件。1969年勃兰特当选为联邦德国总理，推行新东方政策。勃兰特与苏联和波兰签订了条约，保证互不侵犯，承认欧洲各国现有的边界。通过外交努力，促使英、美、法、苏签署西柏林协定，解决了东西方在柏林问题上的对峙。联邦德国与苏联、东欧及民主德国的关系发展迅速，并进入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活动余地迅速扩大，两德的关系也得到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为统一注入了新的生机。1971年勃兰特访问波兰，在犹太人纪念碑前双膝下跪，被誉为“欧洲约一千年来最强烈的谢罪表现”，时人评价“勃兰特跪下，德国站起来”。
——摘编自刘佃云《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
材料：徐桐（1819～1900年），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大臣，历任礼、吏、兵、工等部尚书，以及体仁阁大学士等职。徐桐主张澄清吏治，反对李鸿章等洋务大臣的贪渎和任用私人。徐桐还是清末有名的理学家，《清史稿》称其“崇宗儒学”，鲁迅曾说过徐桐是“清末儒者的结晶。”徐桐正直、清廉，忠于清廷，维护纲常，恪守传统。
徐桐“恶西学如仇”，曾言“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他“每见西人，以扇掩面。”清政府讨论修铁路，他领衔上书坚决反对。戊戌变法中，他声称“宁可亡国，不可变法”。戊戌政变后，徐桐深得西太后的信赖和礼遇，“大事皆决于桐”，义和团入京时，徐桐亲自出城迎接，说“中国当此自强矣”，他鼓动慈禧对外宣战，深信义和团神术，主张利用义和团群众对付洋人，义和团火烧教堂，他在家中设台请戏班一连唱了二十天戏。八国联军进京后他以身殉道。
——摘编自张李州、张立胜《徐桐：中国近代务虚的守旧官僚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