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7、18世纪的欧洲，酒馆成为最初的公共领域。酒馆是模仿贵族的社交方式而来的，同时也保持了平民化的特征，为市民敞开了更广阔的公共交往空间。许多雇主可以在酒馆雇到工人。莎士比亚经常来酒馆边喝酒边写剧本，他的很多剧目也是首先在酒馆上演并传播的。英国历史上著名的辉格党企图推翻查理二世的阴谋就是在一家酒馆里策划的，酒馆在17世纪末18世纪早期已经成为英国正在出现的政党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酒馆里资产阶级对政治事务的讨论和批评在范围更广的公众中得到传播，使公众可以对国家及其事务进行监督，每个人都认为他和一切公共事物有着利害关系，有权形成并表达自己的意见，公共领域成为宪政的基础。
——摘编自《十八世纪英国城市公共性研究》等
材料二：明清以后，四川茶馆遍及城乡。晚清至民国，茶馆成为成都最重要的公共空间，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设施。茶馆是人们消闲、打盹儿的自由天地和评书、杂耍的表演场所，也是说买卖的民间交易所，还是讲道理、断公道的民间公堂。人们在场馆谈论时政传播消息以及摆龙门阵，不分生人、熟人，不管是体面官绅，还是下里巴人，萍水相逢，围坐闲谈。民国三十几年，社会不稳，茶馆忌谈政治，墙上往往贴有“莫谈国事”的警语。1950年后，由于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以及新的意识形态的确立，再加上政府通过登记、税收、规章等方式加以限制，成都茶馆逐渐衰落。
——摘编自贾玉英《成都茶馆经济与茶馆文化述评》等
材料：1901年，梁启超将中华文明的历史概括为“三个中国”，即“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第一阶段，自黄帝到秦统一。“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争竞自团结之时代也”，中国开始与周边民族进行交往。第二阶段，自秦统一至清代乾隆末年。“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也。”中国与亚洲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最为频繁，中国对外交往的范围也大致限于亚洲，尤其临近中国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和地区深受中华文明的熏陶。第三阶段，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中国人开始放眼世界，不再以天朝上国自居，而是以全世界为坐标系来探寻自身的定位，即为“世界之中国”。
对材料中梁启超的“三个中国说进行探讨”。（要求，可以分别对其某一说进行探讨，也可以从整体上对其观点进行探讨，在探讨的时候，可以为其观点予以阐释或论证，也可以对其观点进行修正或提出自己的的看法并说明理由）
材料：清末，中国封建主义盐务管理制度已“弊窦百出”，加上清王朝垮台，政局混乱，省自为制，“盐枭活跃，倍徙平时”，至1913年时，“盐务腐败，已达极点”。
为此，北洋政府开展了广泛的盐务改革。1913年12月，公布《盐税条例》，将从前各项课税名目一律删除，改征统一税，统一税率每担2.5元。同时，又对盐场进行进行整顿，裁撤产量少，质量差的不合格盐场。1914年2月，又公布了《盐务稽核总、分说章程》。章程规定，在北京设立盐务稽核总所，在各产盐地方设立稽核分所。“征收一切盐税盐课”。1914年，北洋政府开始在直隶、河南两地74县废除封建专商垄断的运销体制，实行自由贸易。此后，全国各地又有一些县陆续开放了食盐贸易。到1931年，全国已有近半数的县实行了自由贸易，同年国民政府公布的《新盐法》规定：“盐就场征税，任人民自由买卖，无论任何人，不得垄断”。
——摘编自丁长青《民国盐务史稿》
材料：冷战后美国未经联合国授权而对主权国家伊拉克、南联盟开展军事打击；它无视国际法，悍然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它对古巴、伊朗的经济封锁；它经常举起的砸向自由贸易的“301”大棒（注：对贸易对手制裁以强迫对方改变贸易政策）……它在和平时期维持庞大的军事力量；它执意要搞NMD和TMD的战略企图；等等。霸权行径，一目了然。与历史上的霸权国相比，美国除了在硬权力方面具有压倒优势外，它还在软权力方面独占鳌头：可口可乐和麦当劳风靡世界……T恤衫和牛仔裤加旅游鞋的休闲式着装传染给了全世界……好莱坞制造的影视主导着全球影视市场……计算机革命发源于美国，软件仍是美国一统天下……美国大学成为各国留学生的首选之地……形形色色的美国传媒世界范围内制造波澜，呼风唤雨……当今制约世界秩序的各种国际组织，大多是美国人理念的产物，并且是在美国人领导下建立起来的。
——摘编自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
材料：张公权（1889年—1979年），江苏嘉定人，被称为“中国现代银行之父”。1903年入上海江南制造局方言馆习法文，1906年赴日学习金融，回国后在上海发起组织立宪团体国民协会及民主党。经梁启超推荐，张公权出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1916年，他主导了对国务总理段祺瑞的银行停兑令的抵制，维护中国银行业的信用，使中国金融组织免受外资银行控制，也使北洋政府镇压民主革命的筹饷阴谋破产。翌年，任中国银行总行副总裁，修订了《中国银行则例》，明确两点：第一，各地分行发行钞票应维持相当的独立；第二，国家统一难望一时步入正轨，中行业务对象应由政府转移于工商业，尽量为商人和工业服务。久乱思治，他拒绝为军阀混战的各派系贷款，而对南方的国民党抱有好感。1926年，中国银行的南方分行先后几次汇款，作为北伐军兑换之用。1930年，他创办了《中行月刊》，并发表文章强调办银行的经验主要在于“信用”和“服务”。1935年，受蒋介石、宋子文的排挤，被迫离开中国银行，后任铁道部长、交通部长，期间他积极推动铁路事业的发展，在1937年至1942年，他领导完成新建铁路达1000英里。抗战胜利后，虽历任中央银行总裁等职，但终于1948年5月辞职。
——摘编自傅国涌《民国商人：1912—19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