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理政策 | |
| 一 | 全部救济都由公共机构主要是联邦政府来支出，减轻地方政府和私人机构的负担。 |
| 二 | 救济额度以实际需要为准逐例审定，具体落实到每个家庭甚至个人。 |
| 三 | 确立救济管理的最高标准，联邦政府掌握救济金发放与撤回权力。 |
材料一：在传统伦理文化的义利观中，“义”，就是道德准则，是谋“利”的立足点和根本点。“利”，就是利益，既包含物质利益或功利，也包含其他方面的利益。它是人活动的目的，也就是举“义”的目的。义为理，利为欲，二者互为依存，对立而统一，这一对矛盾范畴作用于人的主体，就构成了人的思维方式，即形成了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义利观范畴，主要有以下几个层面：一是主张“贵义重利”，提倡和鼓励人们追求“义”的利益，反对“重义轻利”；二是在谋利的方式和处理“义”和“利”的关系上，主张“取利于义”，“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三是强调先公后私，直至“舍生取义”。
——摘编自吴定求《论中国传统义利观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材料二：在近代义利观演进中能较为完整地吸收和消化西方思想，并提出独立见解的要数严复。他将义利观摆在其德育教授新法中的显要位置，并借用西方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对这一古老的课题赋予了新的意义。……严复依据西方近代生物学知识论证自利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又依据经济学知识来论证“独利必不利”的公例，进而提出了“义利合”、“两相为利”的思想。他认为，要获取功利，其行为必须以符合道义为前提，所谓“非明道则无以计功，非正义则无以谋利。
——摘编自《传统义利观的近代衍化》
材料三：邓小平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对义利观作了发展，他强调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将人民的利益作为整个关于发展的战略思想的核心与根本，他提出大力发展生产力，正视并重视正当的物质利益，指出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应协调发展，这是对义利之辨的新的诠释与发展。
——摘编自刘天宇《中华传统义利观及其当代价值阐释》
材料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联产责任制从承包到组向承包到户、最终到包干到户(“大包干”)演进，这奠定了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基本格局。农民概括“大包干”是：“交了国家的，留了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这种制度的实质是将农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与劳动成果的剩余直接挂钩，农民直接享有在必要扣除后全部的剩余索取权，所以农民说：“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大包干”以其独具的优越.性受到农民的特别拥护，终于成为家庭承包经营的主要形式。以“大包干”为主要形式的家庭承包经营，绝不是单纯经营管理方式的改变，而是中国农业基本经营制度和激励机制的根本性变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过去几十年实施的计划经济发出的第一声炮响。
——摘编自张晓山《改革开放四十年与农业农村经济发展》
材料 近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城邦伦理向法权制度转变的过程。古希腊罗马时代和欧洲启蒙时期政治文明的萌芽与催生，带有明显的伦理色彩，进入近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的发展走向伦理与制度的结合，从伦理价值向法权制度发生了根本转变。西方近现代在社会政治形态中所确立的法律观念，在政治文明中具有绝对的核心地位。在此基础上，在近现代法权制度的框架下，西方资本主义创造了丰富的现代政治文明，奠定了一系列政治文明的基本原理。
——摘编自戴木才、余小江《西方政治文明的历史发展》
根据材料并结合世界近现代史的相关知识，围绕“政治文明的发展”自行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阐述须有史实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