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 | 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 | 革命必先反满反清，其清廷已蜕变为“洋人之走狗”，焉可保狗护狗而不打狗乎 |
| 思想主张 | 出处 |
| “中国欲求生存，必须抛弃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实行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 |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 |
| “君与民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 | 李大钊《民彝与政治》 |
材料一 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宣传“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以中庸辩证为思想方法，重血亲人伦，重现世事功，重实践理性，重道德修养。……守旧而又维新，复古而又开明，这样一种二重性的立场，使得儒家学说能够在维护礼教伦常的前提下，一手伸向过去，一手指向未来，在正在消逝的贵族分封制宗法社会和兴起的大一统国家之间架起了桥梁。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摘要)
材料二 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格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
——陈独秀
材料一 宋代士人群体意识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宋初石介极力主张为文必须与倡扬儒家之道结合起来，要文道统一。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面对社会危机，士大夫“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范仲淹上书皇帝，直陈天下危机，呼吁“变通”、“更张”，发起了以澄清吏治为重点的庆历新政。王安石在上书中告诚“享国日久矣，此诚当恻怛忧天下”，他发起的熙宁变法运动把宋代政治变革推向高潮。
——摘编自郭学信《宋代士大夫群体意识研究》
材料二 甲午战争之后，士大夫开始非常自觉而积极地改变，以期回应“西潮”的挑战。1895年以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思想，已经“与自强运动时期颇不相同，自强时期的求变求新，尚是相信中国的道统、中国的文化不可变，故其求变求新仅及于器物层面，而他们已经开始相信精神文化层面亦必须同时有所改变”。激进的变法者们为了挽救危亡，引入了从达尔文、斯宾塞到赫胥黎的进化理论，为自己的政治行为寻找新的正当性依据。
——摘编自王建朗 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
材料一 1751 年，在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狄德罗主持下开始编撰一部《百科全书》，全名为《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技艺详解辞典》。参加撰稿的多达 160 人，其中有老一辈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自然科学家达朗贝尔、孔多塞，哲学家拉美特利、爱尔维修、霍尔巴赫，文学家博马舍，经济学家魁奈、杜尔阁等人。该书用科学成果对抗宗教神学的谬误，用民主思想反对专制统治，宣扬理性主义、人道主义和唯物主义。参加编撰的作者被人们尊称为“百科全书派”，他们人数众多，影响极大，成为法国启蒙运动的中心。
——刘祚昌、王觉非《世界史·近代史编》上卷
材料二 受过西方教育或影响的新知识分子，鼓吹在国民生活的哲学基础方面，进行一场激烈变革。他们号召用现代西方的标准，重新评价中国的文化遗产，乐意地与引致中国衰弱的那些因素决裂，并且决定接受西方的科学、民主和文化作为新秩序的基础。同时，他们发动一场以白话文代替古文的新文学运动。这场知识风暴给儒家，包括传统伦理、，风俗、人际关系和社会习俗，以粉碎性的一击；同时，还对中国过去引入了一种全面否定的新态度。就深度和广度而言，这场思想变革超过了 1895—1911 年期间的变革。的确，有些论者认为自春秋战国时期以来，中国还没有发生过如此剧烈及根本的社会和思想变革。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第 6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