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汉武帝时实行察举制，设置孝廉、茂才、贤良方正等科目，通过地方举荐、中央任命的方式选拔人才。如果出现举荐不实或失真，察举者要受到惩罚；被举者任官后，一旦出现贪污腐败，不仅自己要受到惩罚，还会牵连到察举者。为了保证人才质量，东汉顺帝时，限制了察举年龄，引入了考试机制，并通过中央及地方的监察机构对察举推荐、考试复核的过程予以监督考察。
——摘编自薛德枢、徐杰《汉代察举征辟制度评析及其借鉴意义》
材料二：唐代科举是一种荐举性质的考试制度。宋初围绕消除荐举因素，对科举考试规则进行了一系列的细化完善。由多名考官分工负责，考官实行锁院制，考官及考试相关人员亲属实行别试，特别是对考生试卷实行糊名和誉录的办法，取消公卷制度等一系列措施，使得科举考试变成了“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纯粹考试制度。
——摘编自卓进、蔡春《论唐宋科举考试性质变迁》
材料一 《晋游日记》中记载“汾平两郡(汾州府和平阳府)，多以贸易为生。利之十倍者，无如放官债，富人携资入都，开设账局。”咸丰三年(1853年)王侍郎奏：“闻账局自来借贷，多以一年为期。五六月间，各路货物到京，借者尤多。每逢到期，将本利全数措齐，送到局中，谓之本利见面。账局看后将利收起，令借者更换一券，仍将本银持归，每年如此。”
——摘编自黄鉴晖《山西票号史》
材料二 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于1606年经市议会批准，1609年正式开始营业。这家银行接受存款、转账、开发汇票的业务，它还有权兑换货币、买进金银和外国铸币、铸造法定货币等。当时规定所有价值在600弗罗林以上的票据只有通过银行才能办理，所以几乎每个商人都在银行开立账户。但是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不向客户提供任何个人贷款，也不允许私人账户透支。存入该汇兑银行的存款由阿姆斯特丹公司担保，一直到1683年，该银行都为票据交换提供免费服务。尽管类似的银行迅速在汉堡、米德尔堡、纽伦堡等城市建立(据估计，到1697年欧洲已有25家公共银行)，但是没有一家银行具有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这样的信用和实力。1721年，该行共有2918个账户，价值共达28886000弗罗林。阿姆斯特丹的汇票是万能的通行券，几乎在世界各地都能承兑。
——摘编自高德步、王珏《世界经济史》
材料三 中国出现的最早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式银行机构是由外国人设立的。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英国丽如银行在香港和广州同时开设了分行，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外国银行。此后外国银行逐渐增多，并多集中在上海。1879年5月，清政府在上海成立中国通商银行，这是一家仿效西方银行成立的有限股份制银行，也是中国银行业第一家以“银行”命名的银行。从此，结束了我国银行业只有牌号(如票号“日昇昌”、钱庄“福康”等)而没有“银行”字样的历史。以金融业为例，晚清改革后期，帝国沿海城市的金融业已经建立起了严格的信审、银监机构以及相关流程。到1936年，中国金融机构相对完善，出现了除银行外，还有信托公司、储蓄会、保险公司、钱庄银号、典当等多种类型的金融机构，且资产总额创历史新高，达到了82.06亿元。
——摘编自邵娜、李婧《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又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孟子见梁惠王时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接着孟子向梁惠王讲了一番大道理，提出“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展”。汉代董仲舒的“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成为后世儒者的至理名言。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中提道：“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朱熹甚至认为“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他的学生北溪先生陈淳更明确地说：“义与利相对而实相反，才出乎义，便入乎利，其间相去甚微。……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因此，理学家强调“存天理，灭人欲”。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 洪秀全设计的“人间天堂”，康有为规划的大同世界，谭嗣同的仁学理想，孙中山企图“毕其功于一役”以实现三民主义社会的蓝图，章太炎、朱执信等人对零星的社会主义思潮充满兴趣，李大钊等人一度崇尚无政府主义，这些都是对理想社会的构想与追求。为达到变革社会政治的目的，他们常常糅合中西文化，自觉不自觉地将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相混淆：康、梁等引进平等观念，比附于墨子的“爱无差等”，将西方议院制与中国古代明堂制相提并论；章太炎将现代地方自治看作明代地方行政制度的翻版；孙中山则将自由与中国人的“自私”相等同。
——摘编自徐杨《传统社会心理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变革思想的制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