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会上通报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
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三星堆遗址新发现6座“祭祀坑”。“祭祀坑”平面均为长方形，规模在3.5平方米至19平方米之间。目前，3、4、5、6号坑内已发掘至器物层，7号和8号坑正在发掘坑内填土。现已出土金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金箔、眼部有彩绘铜头像、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精美牙雕残件、玉琮、玉石器等重要文物500余件。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镇，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支流浦江（鸭子河）南岸。遗址分布面积约12平方公里，核心区域为三星堆古城，面积约3.6平方公里，是四川盆地目前发现夏商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中心性遗址。据了解，此次三星堆遗址考古新发现进一步展示了三星堆遗址和三星堆文化的丰富内涵，有助于推动三星堆文化研究深入开展。
［摘编自杨雪梅、王明峰、宋豪新《三星堆遗址考古再“上新”》（《人民日报》2021年03月21日02版］
材料二：
近来三星堆遗址又“火”了！在这一轮考古挖掘中不仅发掘的重要文物多，而且新发现的文物中有一件黄金面具体量非常大，有可能成为国内所发现的同时期最大黄金面具和最重金器。一时间网上热议不断，甚至有媒体将三星堆称为“热搜顶流”。
公众纷纷讨论三星堆遗址，彰显了三星堆的独特魅力和深沉内涵，强化的是文化自信的力量。简言之，一个拥有高度文化自信的民族，其文明必定是持久、厚重、包容的，其自身主体性一定是鲜明、强烈、稳固的，三星堆遗址正印证了中华文明的如上特质。
三星堆遗址立足于中华文明的历史厚度。3月22日，在福建武夷山市考察朱熹园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悠久绵延的中华文明如同一棵历史沃土培育的参天大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从枝叶可以追溯到根脉。三星堆遗址便与古蜀文明的起源密不可分。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认为：“早期蜀文化和早期巴文化是分别位于成都平原至川东及三峡一带的两支青铜文化，其文化面貌有很多相似之处，因而又共同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大文化圈（区）。自夏时期起，这个文化圈内开始渗入一些二里头文化的因素，而至商时期，又大量接受了二里头和殷墟文化的影响。这就是早期蜀文化和早期巴文化在我国考古学文化总谱系中的位置。”三星堆遗址共分四期，依次约当新石器时代晚期、夏代至商代前期、商代中期或略晚、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其中最早的宝墩文化距今约4800〜4000年前，历史可谓悠久，其积淀亦因之深厚。
三星堆遗址彰显着中华文明的文明高度。恩格斯在其经典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认为：“文明时代乃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他进而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以此论断反观三星堆遗址，其文明特征极为显著。从陶器上看，三星堆早期的陶盆与二里头早期的陶葢，除了陶质和大小以外，几无区别；三星堆的“将军盔”，也与河南安阳殷墟的同类器物非常近似。从青铜器上看，三星堆的铜尊、铜罍明显受到了殷商青铜礼器的影响，可知在与彼时中原文化的交流融汇中，古蜀文明得到了较大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其三、四期出土的诸多带有强烈信仰色彩的特征性器物说明，三星堆古城曾是雄极一时的蜀地共主——鱼凫王朝的都城。这恰可与《蜀王本纪》中“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慶、鱼凫、蒲泽、开明”之记载相印证。古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神像、礼器和祭品，说明了古蜀文明的神权国家发展到了一个高峰，通过神权与王权的结合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灿烂文明。
三星堆文明呈现出中华文明的交流广度。三星堆遗址具有东、西方文明的许多共同特质，是早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灿烂结晶。依据已发现的诸如金杖、青铜雕像、海贝等文物，我们可以大致判断早在那时，古蜀国先人已与印度、中亚乃至两河流域的文明有所接触。由此设想，三星堆文明虽处于所谓“华夏边缘”，但却与西北方向的“陆上丝绸之路”很早就有着固定交通路线，南面可通过滇、缅、印之间的古道直接通往南亚、东南亚以及中国沿海各地，甚至可以穿越历来被视为“人类生命禁区”的青藏高原，与该地域文明发生交往。因此青铜时代的巴蜀与外部世界，绝不是一个彼此封闭的空间，这种开放性与包容性，给三星堆文明提供了走向世界的强力支撑。
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它关乎对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历史脉络的探寻，对中华文明灿烂成就的理解，对中华文明世界贡献的把握，更关系到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心、历史主体性、民族凝聚力的认知与塑造，意义堪称重大。80多年来，几代中国考古学人筚路蓝缕、接续探求，终于让三星堆遗址绽放出绚烂的文明光辉。我们相信，此次的考古发现，也仅是辉煌博大的中华文明遗存之冰山一角，今后的发掘研究前景更可期，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事业定当再上层楼。
［摘编自王学斌《三星堆文物为何再度引发高度关注》（《光明日报》2021年03月29日02版］
文本一：
我是飞人
张炜
马上要开秋季运动会了，这是整个学校的大事。班主任大辫子老师专门找到我问：“你适合报什么项目？”我说：“游泳和爬树。”“这些没有！”她有了脾气，“你先想一想，明天告诉我！”
我觉得这是一件激动人心的、正在向我靠近的好事。其实我早已打定了主意，要报六十米赛跑。我在海滩上飞跑，还要穿过酸枣林和各种灌木，有时要从刺槐和柞木上一跃而过！这里的操场平平的，跑起来真是再容易不过。我见过训练的老师和同学：老师说一声“开始”，同学就跑；老师捏住一个“跑表”，在一旁猛地一收，像用力摘下了一个野枣。
课余时间好像有一半人在做准备。老师问我最终确定项目没有？我低头不答。她说：“这可不是害羞的时候！你擅长什么，投掷，跳远，还是跑？”我只好诚实地回答：“跑！”
一旦确定了项目就得训练。老师为我找来一个高年级的黑脸同学，说：“让他教你，必须掌握要领，这可不能蛮干。”黑脸同学高抬腿在原地跑和跳，不停地活动，扩胸，一边扩一边鼓大腮帮，发出“噗噗”的声音。我不喜欢这种声音。可是老师在一边赞扬说：“看看人家，动作多标准！快学，快学！”我点头，心里觉得好笑。
比赛这一天，虽然不像后来作文写的“人山人海，红旗招展”，但人确实很多，而且真的有红旗。附近村子和果园都有人来观看，还有比校长更大的官也来了。他们坐在刚搭的席篷下边，头顶是一溜写了大字的红布条。
发令枪是真正的金属枪，明晃晃的，持枪人嘴里含了一只哨子，先吹一下，然后说一句“各就各位”，砰！放枪了。所有参加比赛的人都没命地应声蹿出，好像晚一步就要挨枪子似的。这种小枪如果换成海边猎人那样的长枪大概更好，举到空中“轰咂”一放，成群的麻雀就呼一下飞起来，那才是更带劲的。
很快我就站在放枪的人旁边了。心跳厉害！我默念：让我飞起来吧，我什么都不怕，这一回要给他们一点厉害看看！
分明听到开火了，我往前一挣，撒开丫子就跑。刚跑出一段后面就响起一片嚷叫，两旁的人还做着威吓的手势，我这才明白是自己抢跑了。我赶紧回到起跑线上，弯下腰，两手按在地上，像等待受罚。这一次我变得无比沉着，甚至憋着一股劲儿不跑：先让他们跑一两步又能怎样？在我这种飞人面前，一切都不算什么。
果然，那支枪又开火了。我纹丝不动。我等其他人蹿出两步，这才稳稳地冲向前方。一开始就飞，而不是跑。不看别人，不看对手，只把翅膀张开，两脚腾空，在泥土上方一寸高的地方滑动。偶尔让脚触一下地面，大部分时间是脚不沾地的。跑道两旁的人喊叫，震得我两耳发疼，主要是大辫子老师在喊，她的嗓子真尖。
“天哪，还有跑这么快的孩子！”一个粗嗓门在喊。
从起点到终点，好像只不过是纵了几下就算完了。有一道红布条让我当胸撞开，同时有个男子手持秒表做了个熟悉的动作：猛地一收，真的像恶狠狠地摘下了一个野枣。
我知道跑完了短短的六十米。可还是停不下来。我继续在飞，没法落地。所有人都喊：“还跑，还不停下！”“天哪，跑痴了，这孩儿跑忘了形儿！”“快设法拦下他，这还得了！”我从众多喊声里听到了大辫子老师的声音，于是就收住翅膀，缓缓地落到地上。停下的那一刻，好像觉得双脚在地上磨出了火星，脚趾发烫。
第一个追上我，伴我走了一段路的是大辫子老师。她脱下了自己的外套给我披上，扶着我，弯下身子看我，小心得不能再小心。她握着胖胖的拳头：“你成了！你跑出了顶尖成绩！我都不敢相信！你破了大纪录，这事不得了，这事需要上报，一级一级往上报，上边会知道今天发生的事……”我这才如梦初醒，停下步子：
“发生了什么事？”
她跳一下：“啊呀！你真的不明白？你刚才像飞一样……”
我马上明白了，深深地吐了一口气：“是这个呀，这一点都不难，你如果让我跑，我就再跑一次……”
她听了使劲拍手，仰天大笑起来。
文本二：
张炜：
写作者在体裁和形式上过于在意，严格遵守它们的区别，反而不能自然放松地写出自己。一些率性自由的写作者让人羡慕，他们有时候写出的文字像小说也像散文，还像回忆录，甚至像诗或戏剧。他们不过是走入了自由的状态，不受形式的拘束，直接我手写我心。至于这些文字为谁而写，可能考虑得并不太多。实际上只要是真正的好文字，有性情有价值的部分，大半是写给自己的，所以会适合各种各样的读者。
……
写作者虽然明白绝对的真实是不存在的，却要绝对地去追求真实。这是写作者的原则，是恪守，是底线。除了将情节和基本事件厘清，还要努力寻找细节，因为没有细节的真实只是一半，甚至只是一具躯壳，所有的事物都是由细节构成的。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不同或者说原则，就是属于个人的情节和细节的记录，全部责任都在作者自己；而关于他人的，作者只是一个调查者，有时连旁观者都算不上，所以这就极度依赖资料，离开了资料的铺展和想象，就成了有意的虚构。
（摘编自夏琪《张炜：真正的好文字，大半是写给自己的》）
杨沃衍，一名斡烈，赐姓兀林答，朔州静边官庄人。少尝为北边屯田小吏，会大元兵入境，朝命徙唐括族内地，沃衍留不徙，率本部族愿从者入保朔州南山茶杞沟，有众数千，推沃衍为招抚使，号其沟曰府，故残破镇县徒党日集，官军不能制。又与大兵战，连获小捷。朝廷遣人招之，沃衍即以众来归。时宣宗适南迁，次淇门，闻之甚喜，遂以为武州刺史。
武州屡经残毁，沃衍入州未几，而大兵来攻，死战二十七昼夜不能拔，乃退，时贞祐二年二月也。既而朝廷以武州终不可守，令沃衍迁其军民驻哥岚州，以武州功擢为本州防御使。俄升寄岚为节镇，以沃衍为节度使，仍诏谕曰：“卿于国尽忠，累有劳绩。今特升三品，恩亦厚矣，其益励忠勤，与宣抚司辑睦以安军民。”沃衍自奉诏即以身许国，曰：“为人不死王事而死于家，非大丈夫也。”
兴定元年春，上以沃衍累有战功，赐今姓。元光元年正月，遥授中京留守。六月，进拜元帅右监军，仍世袭纳古胡里爱必剌谋克。二年春，北兵游骑数百掠延安而南沃衍率兵追之战于野猪岭获四人而还俄而兵大至驻德安寨复击走之正大二年，进拜元帅左监军，遥领中京留守。
三峰山之败，沃衍走钧州。其部曲白留奴、呆刘胜既降，请于大帅，愿入钧招沃衍。大帅质留奴，令胜入钧见沃衍，道大帅意，降则当授大官。沃衍善言慰抚之，使前，拔剑斫之，曰：“我起身细微，蒙国大恩，汝欲以此污我耶！”遂遗语部曲后事，望汴京拜且哭曰：“无面目见朝廷，惟有一死耳。”即自缢。部曲举火并所寓屋焚之，从死者十余人。沃衍死时年五十二。
（节选自《金史•列传第六十一》）
①朝廷遣人招之，沃衍即以众来归。时宣宗适南迁，次淇门，闻之甚喜，遂以为武州刺史。
②沃衍自奉诏即以身许国，曰：“为人不死王事而死于家，非大丈夫也。
宿北乐馆
［唐］陈润
欲眠不眠夜深浅，越鸟一声空山远。
庭木萧萧落叶时，溪声雨声听不辨。
溪流潺潺雨习习，灯影山光满窗入。
栋里不知浑是云，晓来但觉衣裳湿。
“种田无定例，全靠看节气。”深深根植于传统农耕文化的二十四节气，穿越数千年，与现代气象科学完美“重叠” ， “撞个满怀”。
从清明节、冬至节到近年设立的丰收节，二十四节气为中国人安排时间与相关实践提供了依据，（ ）。
2016年 ， 二十四节气从“中国非遗”走向“世界非遗”，成为最生动、最鲜活的坚守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提升中华民族文化凝聚力文化符号之一。与此同时，保护传承、发展利用好二十四节气也成为中国人对全人类的郑重承诺。保护二十四节气的过程，既是进一步培育、壮大民族自信心的过程，也是进一步加强、提升与其他民族文化沟通交流的过程。
众所周知吸烟有害健康，吸烟可能导致患癌。但是很多人会说：“我每天吸烟很少，是不是没有影响？” ① ， 事实上吸烟根本没有所谓的安全水平，即便是很小的吸烟量，也能导致肺癌危险性的上升。 ② 上升与肺癌增加之间存在着线性甚至更强的联系。长期每日吸烟10〜20支，肺癌的发生率为15%；每日吸烟21〜40支，肺癌的发生率为28%；每日吸烟超过40支者，肺癌的发生率高达68%。
开始吸烟年龄和烟龄也是癌症的重要危险因素，开始吸烟年龄越早、烟龄越长则风险越大。 ③ ， 同样是55〜64岁每天吸烟量在21〜39支的男性吸烟者，在15岁就开始吸烟的人发生肺癌的危险性是25岁开始吸烟的3倍。
在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的西藏阿里地区海拔4400多米的烈士陵园里，97座墓地分别属于63名进藏先遣连烈士和34名在建设阿里过程中牺牲的烈士，其中就包括孔繁森。“远征西涯整十年，苦乐桑梓在高原。只为万家能团圆，九天云外有青山。”这首孔繁森留下的诗篇，生动概括了他在高原的工作状态：在藏十年，由援藏到调藏，他为当地的发展呕心沥血，倾尽所有。
雷锋、谷文昌、杨善洲、罗阳、黄大年……无数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英烈志士，将滚烫炽热的赤子之心投入祖国建设事业中。
从实现民族独立，到建设社会主义，从掀起改革热潮，到决胜全面小康，身处急难险重最前沿的，正是一代代共产党人逆行而上、向死而生的伟岸身躯。
校团委拟举办一次主题为“献给百年来奉献牺牲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征文活动，请结合上面的材料，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