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度 | 公元（年） | 户数（户） | 人口数（人） | 资料来源 |
| 中宗神龙元年 | 705 | 6156141 | 37140000 | 《资治通鉴》 |
| 玄宗天宝十四年 | 755 | 8914709 | 52919309 | 《通典·食货志》 |
| 代宗广德二年 | 764 | 2933125 | 16920386 | 《旧唐书》 |
| 德宗建中元年 | 780 | 3805076 | 《唐会要》 | |
| 宪宗元和十五年 | 820 | 2375400 | 15760000 | 《旧唐书》 |
| 文宗开成四年 | 839 | 4996752 | 《旧唐书》 |
材料一：中国家训传统源远流长，起始于先秦时期，发展于秦汉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繁荣于隋唐，鼎盛于宋元明清时期。中国传统家训的内容虽然十分庞杂，但总起来说，其训诫内容是“一条主线”和“三大主题”。“一条主线”就是“尊儒”；“三大主题”，包括“齐家治国之道”、“为人处世之道”、“读书治学之道”。
——摘编自陈延斌《家训：中国人的家庭教科书》
材料二：我国传统家训最负盛名的有《颜氏家训》《弟子规》等。先秦时期大多数家训还夹杂于各种文献之中，汉魏六朝时期一些贵族官宦及饱学之士把家训当作独立的著述来进行。宋元明清的家训中较多渗透了择业、理财等经济思想。随着传统家族组织的日益完善，家谱中的家法、族规等具有极大约束性的家训普遍产生。家族制定家训以及训俗、乡约具有超个体家庭的、多点成面的社会普及性，也使传统家训转向了社会家训时代。
——摘编自朱明勋《中国传统家训研究》
材料一：忽必烈称帝后，没有采用以前中原王朝重北轻南的治边方略，而是在云南直接建立行省，改变历朝由四川盆地的官府羁管西南边疆(主要包括今天的云南、贵州、广西等地)的传统，普遍推行以土长为官吏的土官制度(又称“土司制度”)，使云贵等地与长江中下游、中原地区建立直接的联系。诚如元人虞集所说：“世祖皇帝之集大统也，实先自远外始，故亲服云南而郡县之，镇之以亲王，使重臣治其事。”朝廷在云南行省构建的驿道网络，以丽江、威楚、建昌等路府所在地为枢纽，以中庆和大理为中心通向四面八方。1295年，朝廷在广西设立左右两江宣慰司，后改为广西行省，开通了由邕州北上经桂州、荆州抵内地的交通线路。阿里海牙率广西军民修复灵果的36座斗门，“以通递舟”。元朝重视经营今贵州地区，其决心坚定与态度之积极，表现在统治者不厌其烦出兵平定，派遣宗王重兵镇守并在上述地区置官署等方面，这为明朝在贵州单独设省奠定了基础。
一一摘编自方铁《元朝经营西南边疆的统治思想及治策》
材料二：雍正帝提出了“六合大一统”的民族观，并积极将其运用于边疆治理的实践中，诸如用兵西北，在青海设立办事大臣，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等。相较而言，雍正帝在西南地区推行的改制，策略多元，意义深远。他先通过武力平定苗疆叛乱，后任用鄂尔泰出任云南巡抚，并开始大力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以稳固边疆秩序。土司制被废除后，土地重新分配，加之汉民的迁入，他谕令西南地方开荒垦地，解决民食问题，并建立和完善当地教育制度，采取修缮学宫、广设义学、添设学官、增加学额等政策推行儒化教育。这些治理措施打破了该地区的封闭状态，推动了当地的稳定与发展。
——摘编自衣长春《论雍正帝西南边疆治理方略》
材料：由于宋代灾害与瘟疫多发，针对突发的灾情与疫情，政府需要采取相应救急措施予以应对。《寿安院记》载：“国朝置福田院，恤穷疾。与天地同一好生。常平仓专使为凶荒疾疫设，将以救民病。”考虑到疾病的传染性问题，宋朝相关机构规定：“宜以病人轻重而异室处之……军民在路遇疾，往往客店户恶其扰人，又虑传染，多是不肯安着。本府已告城内外客店户并军巡地分，遇有经过人病患，仰即时具状，经提督官，随即押下，差医人诊视，给药医治。”宋孝宗年间，战争引发疫情，朝廷“令和剂局疾速品搭修合合用药四万帖”“令医官局差医官巡门诊视，用药给散宋朝的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成效。
——摘编自杜箐《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