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同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者，不得为属籍……而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
——《史记·商鞅列传》
材料二：北魏在中原建立以后，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即如何处理这一广大地区的民族关系，其中包含如何对待汉族的先进生产方式汉族的文化问题。是继续保存拓跋氏旧的社会制度和旧有的文化习惯，还是捐弃旧俗，接受先进的文化，在新的历史环境中获得新生，北魏的统治者必须作出抉择。
——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四：王安石变法态度坚决，与神宗力图富强的愿望相契合。王安石吸取庆历新政的教训，认为为政治国重在立法，改变时弊尤要“立善法”，法度立而道术明，上下各安其位。“有司议罪，唯当守法”。如果断案不依法律，人们就会手足无措。在王安石看来，人才与法度紧密联系，“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虽然王变石变法没有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但“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
——摘编自胡昊宇《论王安石的行政法制思想》等
问题：
材料一：1868年，日本明治政府通过战争的方式，推翻了幕府的统治。随后，又推行"废藩置县"，完成了中央集权，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政治条件。1870年12月，明治政府成立工部省，接管了幕府和各藩经营的矿山和工场，创办官营金业。1873年，内务省利用国家资金，创办近代"模范工场"，以推动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1881年，明治政府又设立了农商务省，对官营主义和干涉主义进行了反省，开始将大批官营企业出售给民间人士经管。此后，日本出现了工业革命的热潮。
——摘编自冯玮《日本通史》
材料二：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政府陆续以官办及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形式办了一批近代企业，垄断了纺织、航运、煤矿等部门。进入80年代，这些企业大多经营困难。1895年7月，清政府确定了"恤商惠工"的基本经济政策。1898年，又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设农工商总局。1903年，清政府正式设立商部，以爵赏为核心，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工业、商业、矿山、铁路、商会的奖励章程和法令。在此期间，出现了"民之投资于实业者若鹜"的局面。
——摘编自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
材料 城市化固然是宋代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的象征，然其负面影响也不容被忽视……城市经济活跃，市区面积扩大，城市人口增长，城市化的进程明显加快，在宋代城市经济繁荣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城市土地、水源等资源相对短缺，各种垃圾、污秽也随之增加，城市的水源、土壤乃至空气都在不同程度上遭受污染。城乡差别的加大引发人口由乡村向城市迁徙，难以果腹的灾民可能遗尸街头，城市内部贫富分化也很严重，孤贫之家无力殡葬，更使得城市沦为疾疫暴发的中心。
疾疫的严重威胁使得宋代城市管理者们面临着重大考验，促使他们审慎探究致疫成因，妥善拟定处置方案，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去应对城市防疫问题，防疫观念为之一变，城市防疫制度随之发展。宋代统治者通过采取整治城市周边环境、积极推广医疗防疫、主动隔离疾疫病患，以及埋瘗尸骸等措施，初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城市防疫制度。这些制度在特定历史场合无疑发挥着积极作用，对后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成为宋代以迄明清城市防疫制度的核心部分。
——摘编自余小满《宋代城市的防疫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