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纲领和任务 | 政治基础 | 法律地位 |
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 以宪法为根本准则，享有宪法规定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地位平等 |
时间 | 政府间国际组织 | 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 |
1909年 | 37个 | 176个 |
2005年 | 5 920个 | 38 000个 |
材料一：中国古人认为仓储是“天下之大命”，因此历代都不遗余力地加以建设，至隋代已具宏大规模，史称“资储遍于天下”。与此相关的是荒政思想，《周礼》中的“荒政十二书”集中体现了先秦时期对荒政的认识，其中的一些月令书中强调人的活动要与自然规律相一致，以避免灾害发生时可以保证人的生活用度。中国古代重本轻末的思想往往忽视粮食自由贸易对粮食安全的重要作用，明清闭关锁国的政策在客观上无法正常开展国际的贸易活动。因此，要解决国内粮食安全只能依靠“自力更生”，甚至实行“以粮为纲”的政策。中国古代贫富之间面临的饥荒风险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情况下农民起义、社会动乱则不可避免地发生，粮食安全的水平也由此而大大降低。研究表明，至宋元时期南方稻谷的亩产量已达343市斤之多，粮食需求和供应从量上看已能满足人民的正常需要。因此，这一时期粮食不安全的因素可能更多来自于人口增长、自然灾害以及社会方面的因素。
——摘编自吴宾等《试论中国古代的粮食安全观》
材料二：中国传统追求高粮食自给率的粮食安全战略脱胎于计划经济时期。2016年中国粮食产量达到6.16亿吨。与此同时，中国粮食也出现了生产量、进口量、库存量“三量齐增”的怪现象。作为崛起的大国，一方面，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收入水平提高，人们自然会升级食物消费结构，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放心、吃得健康”转变，因此中国无疑需要依赖国际市场来实现国内食物基本均衡；另一方面，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实现国际粮食稳定的基础上需要给全球贸易伙伴一个稳定的农产品需求预期，同时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为重点，借助于中国对外基础设施与农业技术援助提升全球粮食生产能力，并推动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这样既给中国粮食安全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也有利于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从贫穷走向富裕。最后，中国应主动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加强全球农产品贸易与区域农业合作，在满足发展中国家的期待方面有所作为，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维护全球粮食贸易市场秩序。
——摘编自毛学峰等《重塑中国粮食安全观》
材料
在社会发生变革的关键时期，改革与革命往往互为因果：改革是革命的前奏，革命是改革的开始；改革与革命如此相互促进，导致新制度逐步取代旧制度。在这样一种关系链中，革命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往往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因素。但是革命也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且它产生的副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诸如革命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强大的破坏性。因此，有人主张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应尽力避免用革命的手段，而希望通过和平渐进的改革来达到变革社会体制的目的。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当然属于最佳选择。但是，选择改革或革命并不是依靠人们的想象力，也不是取决于人们的好恶。各国经历改革与革命之路除取决于改革派的力量和旧制度的适应能力之外，它也与各国的文化传统以及导致变革的各种因素和变革的内在动力等方面紧密相连。所以改革与革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如果单凭情感的冲动，或为某种政治目的就以改革来否定革命，或以革命来否定改革，那都是对历史的歪曲。
——摘编自郭汉民《近代中国改革与革命述论》
根据材料，围绕“改革与革命的关系”这一主题，提炼一个恰当的观点，并结合所学世界近代史的相关知识对其进行简要阐述。（要求：观点明确，史实准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摘编自贾仟军《五四运动时期的女子教育变革》
材料：1958年，中国宣布从朝鲜撤军，随后中美双方围绕着朝鲜撤军和统一问题展开交涉。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文件，美国政府越来越强调所谓“中国威胁”的严重性。美国认为，在撤军和朝鲜统一问题上，对中国做出任何让步都可能成为将来讨论的起点，进而影响到将来德国、越南、中国等国的统一方式。作为由大陆向海洋延伸的特殊地理部分，朝鲜半岛构成了东北亚的地理中心，它既是大陆国家东方防御的最后一张“盾牌”，同时又是海洋国家向西进攻的第一块“陆基”。而对于日本的防卫而言，朝鲜半岛则犹如“瞄准日本心脏的一把短刀”，在朝鲜半岛建立统一的亲美政权对日本的安全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在政治、外交层面应对中国外交攻势的同时，美国政府内部开始对朝鲜半岛的地位进行重新评估。1958年8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了5817号文件，坚持了美国对朝政策的长期目标，即在朝鲜半岛建立亲美政权。文件提出，鉴于中国军队从朝鲜撤军，美国把防御的主要目标将集中在北朝鲜的“进攻”，同时也将进一步缩减驻朝美军。在“重要政策指导”部分，美国认为联合国提供了抵制共产主义入侵的法律基础，因而文件强调美国应坚守联合国这份重要遗产。
——摘编自冯东兴等《1958年中国从朝鲜撤军与中美外交交涉》
材料：八思巴家族开创的西藏佛教萨迦派，在西藏地区占统治地位。元朝统治者积极笼络吐蕃佛教上
层人士，实行因俗而治的政策。1252年，八思巴以他的博学、谦逊、富于政治远见而得到忽必烈的信任。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大宝法王”“大元国师”，领宣政院管理西藏及蒙汉地区的佛教事务。在八思巴主持宣政院期间，西藏地区建立了行政区划，进行了人口调查，确定了赋役负担，社会秩序稳定，政治和经济都有较大程度的发展。元政府在通往西藏腹地的沿途，普遍设置了驿站，构成了与内地紧密联系的交通网。为了便于汉藏间贸易的开展，元政府在沿边的会宁等地陆续设置榷场，又设置“西番茶提举司”，经营粮食、茶叶贸易以方便藏民生活。在用人方面，忽必烈重用的桑哥等著名人物都是由八思巴举荐的。对元王朝派兵灭南宋统一全国的战争，他采取支持的态度。在元政府机构里，设有专门翻译梵经的局所，八思巴及其弟子们亲自参加翻译，仅至元十七年，有司奏上八思巴新译出的戒本就有五百部之多。八思巴和他的伯父萨班乃至他的祖辈，世代都精通医术，通过他们的努力，西藏的医学被介绍到内地。与此同时，内地的雕版印刷术经八思巴的随从弟子们之手流传到西藏。至元六年，八思巴受忽必烈之命创作完成“蒙古新字”（亦称八思巴字），忽必烈在诏文中规定以新字为国书，用它来释写一切文字，蒙古新字迅速得到广泛的流行，举凡儒家的经籍、史书、佛教典籍都曾以蒙古新字进行大量的翻译。
——摘编自徐连达《论八思巴在历史上的作用与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