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 | 厉行移民实边政策,但由于没有做好安置、扶助工作,遭至民怨沸腾,甚至引起 农民起义。 |
西汉 | 对移民的经济投入甚巨,对于迁徙途中的百姓,“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 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 |
东汉 | “令郡国募人无田欲徙它界就肥饶者,恣听之。到在所,赐给公田,为雇耕佣, 赁种饷,贯与田器”。 |
刊名 | 创刊时间 | 出版周期 |
《战事画刊》 | 8月20日 | 五日刊 |
《抗敌画报》 | 9月18日 | 初拟为周刊,后改为五日刊 |
《战时画报》 | 9月19日 | 四日刊 |
《救亡漫画》 | 9月20日 | 逢每月五、十日出版 |
据上表可推知当时上海( )
材料一:中国古代粮食安全思想从先秦开始萌芽,至秦汉得以全面发展,隋唐趋于完善,明清最终定型并增加了新的内容。许多思想家开始注意粮食的市场贸易在解决粮食安全方面的作用,并形成了以儒家民本思想为核心的古代粮食安全思想。在这个思想体系中,重农思想是保障粮食稳定、充足供应的基础,储粮备荒是应对粮食危机的主要方式,赈济灾荒是发挥粮食安全作业的重要手段,粮食流通在调剂地区粮食余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以粮食为基础的国家政策是重农思想在实践中的体现。
——摘编自吴宾党晓虹《试论隋唐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粮食安全思想的嬗变》
材料二: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美国对其实行粮食禁运,1979-1980年苏联粮食供应量减少了大约600万吨,极大的冲击了苏联的畜牧业,导致了肉类产量的减少,但是其后果与预想的苏联能够找到可以替代大量被禁运粮食的供应来源不可同日而语。禁运也促使苏联意识到粮食自给自足的战略重要性,刺激了国内政策的转向。同时,粮食禁运也导致美国粮食价格大幅下跌,国内市场元气大伤,许多粮食企业面临破产。最终美国政府接受了来自农业界和粮食企业对于撤销禁运政策的压力,于1981年4月取消了粮食禁运政策。
——[英]Tarrant《粮食能不能作为武器?-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粮食贸易禁运》
材料:通常人们都会把美国的革命当做我们的革命的起因,不错,法国革命的确受到了美国革命很大的影响,不过在当时来说,美国革命对法国革命的影响,并没有法国本土的思想对法国革命的影响大。就在欧洲的其他国家还在把美国革命当做一件非常新奇的事情的时候,法国人就已经对它很熟悉了,在这里它更加丰满和使人惊叹。在欧洲人们好奇它,在法国人们则相信它。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材料中的观点。(说明:可对该学者观点表示赞同、反对或另提出自己的观点。要求观点明确,史实准确,史论结合。)
材料:在中世纪的中国,政刑之权“从于一人之身”,上自皇帝,下至州县长官莫不如是。清末新政法制改革参与者沈家本根据资本主义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力主“司法独立”。他认为:“东西各国宪政之萌芽,俱本于司法之独立。”司法独立不仅可收统一事权之效,且可为“异日宪政之始基”。因此,他“考古今之沿革,订中外之异同”,制定了《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和《法院编制法》。编制法规定全国的法院分为初级、地方、高等审判厅、大理院四级,分设于县、府、省、中央,采用四级三审制。并在大理院和地方审判厅设立相应的检察厅,各级审判厅和检察厅专司审判而俱受法部的行政监督。1907年,在法部的主持下,创设审判厅于东三省,并试办于直隶、江苏两省。中国之司法、行政分立自此而始。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2020年11月25日,北约组织发布了“北约2030:团结面对新时代”改革报告。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指出:“世界正在变化,我们面对着更多的网络攻击,更残暴的恐怖主义和核武器的扩散,随着中国崛起、全球力量平衡的转移以及复杂安全环境的挑战,北约需要适应这种变化”。北约新一轮变革有三点变化引人注目:一是北约试图进一步增强政治角色,将自身重塑为政治、军事双重同盟;二是随着传统大国竞争回归和全球性新风险的增多,北约将突出应对中俄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三是北约将以亚太为重点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当然,北约的战略转型也面临着与欧盟机制重叠、威胁认知难以协调和军费分担问题的制约。在中美大国竞争新形势下,中国需对北约的变革趋势与影响保持高度警惕。
——摘编自郭籽实、洪邮生《北约新一轮变革趋势与影响:“北约2030”改革报告评析》
材料:沈约(公元441年~公元513年),南朝梁开国功臣,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沈约在兼采众家关于《宋书》编纂成就的基础上,制成新史。他删改因本朝人写本朝事而造成的曲笔讳饰;在史料的取舍上趋于客观,力求对于刘宋历史的撰写达于“实录”;同时补撰了自永光以来14年间的史事,从而使得刘宋一代之史臻于完备。他开创了“因事附见”的编纂方法。此外,沈约还在《宋书》之中,灌注了他对门阀士族与寒门庶族地位升降、佛教在南朝的传播与儒家伦理之间的张力、南北民族矛盾与融合等现实问题的深沉思考。
——摘自张峰:《“名亚迁董”:沈约历史著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