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述 | 出处 |
| 赵过“用耦犁，二牛三人。” | 《汉书·食货志》 |
| 二牛曳引，前有一人拉着牛辔导牛，后面一人扶犁耕作。 | 王莽“新朝”牛耕画像石 |
| 二牛驾犁，一人扶柄耕作，但无牛环牛辔和牵牛人。 | 东汉牛耕壁画 |
材料一：西汉初年，“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淫侈之俗，日日以长”，北方匈奴的侵扰，国家安危犹在。贾谊向汉文帝上《论积贮疏》，引述管子“仓禀实而知礼节”来说明贮粮的重要性，认为“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并建议“驱民而归之农”，从而“富安天下”。
——摘自 吴慧《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材料二：由于人口的膨胀，清朝粮食危机日益严重，统治者高度重视仓储制度的建设。国家专项粮食储备的有京仓、通州仓等，保证官俸、京城军粮供应。常平仓是清代最为重要和普遍的官仓，设于各直省府、厅、州、县，每年“春夏出粜（卖出粮食），秋冬籴还（买入粮食），平价生息，凶岁则按数给散贫户”。为确保常平仓在灾荒中有效发挥作用，清朝廷多次进行全国性的清仓查库。此外，还有主要依靠民间力量创建的社仓、义仓，分布于广大乡村和市镇。
——摘编自 赵晓华《清代粮食安全政策及其实践》
材料一：荷兰商人资本崛起于波罗的海，成长于地中海，兴盛于海外殖民地。16、17世纪，荷兰商人资本逐步主宰了波罗的海的贸易，并使之成为荷兰的“母体贸易”。此后荷兰商人资本大肆抢占威尼斯、热那亚“富源贸易”市场份额，运用自己的海上优势，逐渐控制了地中海世界的转运贸易。17世纪初，荷兰商人紧随葡萄牙、西班牙的海外扩张步伐，在大西洋和印度洋上开辟新的贸易路线，并先后创建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荷兰商业体系扩展到东西印度，把垒球贸易中具有战略意义的物资如白银、香料控制在自己手中。荷兰人发展出近代的信贷、金融、簿记体系，把阿姆斯特丹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意义的资本市场。到17世纪中叶，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新的国际转运贸易中心与货币金融中心。
——摘编自罗翠芳《荷兰商人资本探徽一兼谈西欧商人资本》
材料二：1925-1933年，经上海港完成的外贸进出口货值平均占全国港口的55%，国内贸易货值平均占全国港口的38%。1933年仅上海30人以上的工厂已达3485家，占全国12个大城市总数的36%，资本总值为19087万元，占全国12个大城市总资本额的60%。近代上海确立了其在全国棉纺织业、面粉加工业等多种轻纺工业的统治地位。
——摘编自张仲礼主编《城市进步、企业发展和中国现代化（1840-1949）》
材料：485年北魏颁布均田令。其原则乃所有的田土为皇帝所有，各人只因钦许而有使用权：每一男丁十五岁以上受田四十亩，妇人减半，奴婢及丁牛又有附加，以上系供耕种米麦之用，老免及身没归还政府。其他种植桑麻蔬果之田土另一畴，可以继承且在限制之内得以买卖。如果地域内的土地不敷分配时，其亩数可能减缩，受田者也可请求离“狭乡”到“宽乡”。所以耕地国有不过具备法律上的基础，授权与官僚组织，作为他们强迫实施政令的凭借，至于详细的情形，则无法作全国一致的论断。土地之为国家所有，并不是立案的原始目的。大地主仍然存在，不过那是例外，而不是一般的情形。
——摘编自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材料：明穆宗朱载垕(1566—1572在位)因“临朝无所事事”而饱受诟病，但其在位期间，明朝各项政策均发生过重大调整。穆宗即位之初，将前朝在宫中得势的炼丹求仙道士下狱，罢黜把持朝政多年的严嵩父子。1567年，改太祖时期“寸板不许下海”，允许民间“远贩东西二洋”，同时诏令“朝野上下率用银”，自此到19世纪初，西班牙从美洲横越太平洋运到中国的白银，占新大陆白银总产量的3/4。自嘉靖皇帝以来“言开马市者论死”，蒙古首领俺答汗 “遂大举内犯， 边患始棘”，1571年，穆宗下诏曰：“朕惟天地以好生为德……，莫不上体天心，下从民欲，包含遍复，视华夷为一家……”敕封俺答汗为义顺王，与蒙古进行重开互市。同时，调谭纶与抗倭名将戚继光督理蒙古、女真活动频繁的蓟、辽、保定军务，蓟镇之兵练成北方防务劲旅。1572年，弥留之际，穆宗将太子托付于多有才干并勇于任事重臣高拱和张居正等人。1573年，张居正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改革。
——摘编自《明史》《明穆宗实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