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5世纪后期，日耳曼人最终消灭了西罗马帝国并建立了一系列封建王国，欧洲进入漫长的中世纪。因古代罗马帝国没有稳固的统一基础，加之后来日耳曼人各政权的相互攻伐，西欧从此再未真正实现统一。9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趋于成熟，日耳曼人国家的经济以自给自足的农业为主，商业接近于无，社会基本单位是实力强大但独立性强的大庄园，政治体制是世袭贵族把控的封君封臣制。日耳曼人还皈依了基督教，在此后漫长的年代中，基督教的影响不断扩大，并逐渐凌驾于各国王权之上，成为封建君主的后盾。这一时期的西欧各国大体上游离于世界性的经济、文化交流之外，这些与古代罗马有很大不同。
——摘编自王斯德《世界通史》
材料二 5-9世纪，中国经历了从南北朝的分裂到隋唐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与发展时期。两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等北方少数民族纷纷内迁，“关中之人，戎狄居半”。但是，汉族与少数民族都认为自己是华夏的传人，争夺的主要是国家统一的主导权。少数民族政权“崇尚儒术，明达政事”，汉族也“纳四夷之乐”。进入隋唐时期，我国重新实现了南北统一，国家和社会更具有包容性和进取性。隋唐时期典章制度发达，政治制度上的建树颇多，多项政治经济制度进一步完善了中央集权制度。国家实行的开明民族政策、开放的对外政策和文化政策增强了中华文明的向心力.外来的佛教逐渐中国化，中国与欧亚各地区的联系变得日趋密切。
——摘编自瞿林东《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在世界历史背景下的考察》
材料一：
多维视角下的隋代政区改革高祖（文帝）受终，惟新朝政，开皇三年，遂废诸郡。洎（到）于九载，廓定江表，寻以户口滋多，析置州县。炀帝嗣位，又平林邑，更置三州。既而并省诸州，寻即改州为郡，乃置司隶刺史，分部巡察。
——《隋书》卷29《地理志》
——周振鹤《中国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
材料二：
研究行政区划至少与三个学科有基本关系，一是历史学，二是地理学，三是政治学。行政区划不但是一种现实存在，而且是一种历史现象。行政区划本身是历史的产物，而且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没有哪一个政区不是前代的沿袭或变革。
行政区划又是一种地理区域，是一种人为的空间概念，它的存在与变迁都与其他地理因素有密切的关系。行政区划既是划定于地球表面之上的，当然要与自然地理环境相关；而行政区划之中又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实际上包含了人文地理环境。
行政区划又是中央与地方之间发生行政关系的产物，行政区划的变迁往往是政治过程造成的，也就是说，政治的需要往往是行政区划变迁的主要原因。
——摘自周振鹤《中国行政区划通史》
结合隋代政区改革的史实分析说明材料二的观点。
凡选有文、武，文选吏部主之，武选兵部主之，皆为三铨，尚书、侍郎分主之。……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四事皆可取，则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劳。得者为留，不得者为放。五品以上不试，上其名中书门下。六品以下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已铨而注，询其便利而拟。已注而唱，不厌者得反通其辞。三唱而不厌，听冬集。厌者为甲，上于（尚书）仆射，乃上门下省。给事中读之，黄门侍郎省之，侍中审之，然后以闻。主者受旨而奉行焉，谓之“奏受”。视品及流外，则判补。皆给以符，谓之告身。
——《新唐书·选举志》
材料 柳宗元（公元773—819年），唐代文学家、思想家。在哲学上，柳宗元认为世界万物由“元气”产生。在天人关系问题上，他提出“天人相分”的观点；国家是“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针对中唐时期的社会局势，柳宗元作《封建论》，指出封建制、郡县制都“非圣人之意也，势也。”对于秦之革除封建制，实行郡县制，他认为“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秦之失，在于政，不在于制”。柳宗元还质疑封建制之下“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在官民关系上，柳宗元提出“官为民役，民可黜官”；为官为政应“顺民之性、养民之欲、利民之生”，切勿事无巨细瞎指挥，强调“所谓民利，民自利也”。
——摘编自刘姗姗《柳宗元国家学说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