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八年（1661年），强令居民内迁以防范沿海居民和海外郑氏反清势力勾结 康熙十一年（1672年），规定“凡官员兵民私自出海贸易，及迁移海岛，盖房居住，耕种田地者，皆拿问治罪” 乾隆年间（1736～1796年），规定“外商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人浙江海口” |
材料一：唐宋时期，除了诸王府保留记室（即“秘书”）的编制以外，其余机关类似秘书的部门，基本取消。而且王府记室一般不能自行招聘，改由中央指派任命。即使是节度、观察一级的机构，另设“堂书记”职称，专门负责表奏书檄一类文辞的撰拟，也由中央统一任命。安史之乱后，藩镇权重，秘书聘用的权限逐渐下移。但主官与秘书相互勾结的现象基本被社绝，现在我们见到的名臣奏议等，基本上都是各级官员自己的手笔。
——摘编自杨剑字《中国秘书史》
材料二：明清时期，各级地方政府主官的责任比唐宋时大得多，行政司法.文化教育、经济财税都要一起抓，甚至兼领军务，事实上，存在添置秘书相帮办理各种文书乃至机要事务的需求，于是自己出资聘请私人秘书，佐理公务，办理私人事务，撰拟书信，已经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清承明制的同时，各级官员自聘私人秘书的慣倒也被沿袭下来。但是往往出现“胥吏之舞弊，必情乎幕客之勾通”，因此“废幕”的呼吁不断。清朝中后期，包世臣就曾上书，主张通过考试的方式来选拔秘书。然而，新型秘书制度的确立，是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后。
——摘编自杨树森（新编中国秘书史》
材料一：所谓“富民”阶层，是中唐以来特别是宋代以来崛起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在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他们主要以农业为致富的途径，但也包括以工商等其他途径致富者。宋人苏辙说：“惟州县之间，随其大小，皆有富民”。南宋叶适对富民的重要性作了最全面的阐述，他指出：“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宋代以来，国家不断推行改草。历代改革均涉及社会和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但一般来说，均平赋役和整顿吏治始终是国家改革的两个重点。而这两者又均与“富民”阶层紧密相关。“宋王朝对农民的统治是通过户等制而实现”，而乡村组织一级头目基本都是由户等靠前的富民群体来担任。
——摘编自林文勋、杨瑞憬《宋元明清的“富民”阶层与社会结构》
材料二：原本中国古代的城市以城为主，纯粹体现工商貿易功能的市镇，要到唐宋之际才出现，而明朝中后期是一个高峰。尤其是江南苏、松、杭、嘉、湖地区的许多著名市镇，都是在那时形成的。这些市镇中的居民，已经从农业人口中分离出来，大多从事纺织业。工商集贸性质市镇的兴起，使得农业人口与手工业和商业人口的比例发生了变化。而流向城市的大量游民，又成为雇佣工人的后备队伍。城市和商业进一步繁荣，具有明显经济职能的城市在增加。到清朝前期，广东佛山镇在内的“天下四大镇”在专业性市镇的基融上发展成为新兴的城市。
——摘编自刘、朱汉国《历史学习精要》
材料一：“中国”一词出现后，仅在古代中国就衍生出多种含义，如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中原地区、国内或内地、诸夏族居地乃至华夏国家等。“中国”成为具有近代国家概念的正式名称，始于“中华民国”，“中国”是它的简称；现在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其中，最接近“中国”一词本来意义的是“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那里是王权国家的权力中心之所在，已形成具有向心力和辐射性的强势文化“磁场”。其地理位置居中，有地利之便，因此又称为“国中”“土中”或“中原”。
——许宏《前中国时代与“中国”的初兴》
材料二：元人“中国观”的要点是：“中国”的疆域是元统治地区加上南宋统治的江南；“中国”的人民是：汉人和少数民族两大部分；“中国”的文化是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两大系统；“中国”主权的行使者，可以是汉人政权，也可以是“行中国之道”的少数民族政权。
——何志虎《“中国观”在元代的转换》
材料：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的几大要素：一是社会化大生产；二是技术推动；三是充分的商品化经济；四是本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有自己的土壤。明清时期“中国除了技术不够发达外，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所需的物质条件都已具备。”
据材料并结合明清时期中国的社会状况，论证上述观点。（对材料中的观点赞成、反对或其它观点均可，应观点明确，史论结合，条理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