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千百年来的王朝统治者多实行积极的粮食储备政策，广泛营建官方和民间仓廪，形成了“积贮为国本”的态势。《礼记·王制》载：“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直观表述出粮食储存与国家政权存续之间的关系。从储粮数量上看，国家官仓在全国粮食总储量中占比大，体现为官营仓廪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中国古代王朝不断改良粮食加工及储存技术，营建多种类型的储粮设施，形成了一系列成熟的粮食储备调节机制。粮食储备作为农业生产及社会发展变革的调节器，可以用来稳定粮食市场价格、保障灾年的有效供给，同时将粮食储备以赈贷的形式发放，成为农民从事农业再生产的储备周转资源。可以说，中国古代仓廪制度经过长期的继承发展，逐渐演化成国家治理的核心观念之一，并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对维系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权稳定、改善人民生活功不可没。
材料二：汉唐时期都将粮食视为国家管控的战略物资，以国有官营的方式统一管理粮食调运、中转、分配。汉唐用以储备粮谷的官方和民间仓廪种类繁多，形成了仓、廪、庾、国、窖等十余种仓储类型。各类型储粮设施遍布全国各地，对维系政权稳定、救荒赈济发挥了重要作用。汉代官仓中广泛采用了地面房式仓的做法，虽然唐代至今未有涉及地面房式仓的考古成果发现，但从宋刻唐太极宫图残石中对太仓的刻画描绘与留存至今与唐代基本同期的日本正仓院中正仓的仓储形式，或能间接显示出唐代应也采用地面房式仓的储粮做法。汉唐时期的储粮形式中呈现出集中与分散、地上与地下交织并存的演进历程。汉唐以来形成了以常平仓、正仓、太仓、军仓为代表的官方"集中存贮"和以义仓、社仓为代表的民间"分散存放"现象。皇家仓廪因其重要性与规模性，承担了更为广泛的赈济职责；而民间系统则有效弥补了在官方难以维系时的不足，显示出对于百姓生活的保障属性。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韩国河、王祖远《光明日报：汉唐时期储粮制度和方式之变迁》
材料一：19世纪的100年里，工业化使很多欧洲国家资产阶级的影响不断增长。从1815 年到1914年，官吏、教师、金融家、律师、医生及其他专业人员在挪威人口中所占比例从6%增至22%，这些人组成了一个自成一体的社会阶级，他们最初通过各种交往形式结成社会群体，比如19世纪的阅读圈子、咖啡馆、社交俱乐部或文化组织。身为中产阶级一员意味着不仅识字，还拥有文凭，最好是高中和大学或职业资格证书都有，参加各种团体、恶善事业或社会开展的活动，有足够的收入在环境宜人的郊区买一栋别墅或一套舒适的公寓房子。赢得社会地位不是靠爵位或世袭，而是凭个人奋斗、品德高尚、生活方式和“体面”的外在表现。19世纪初，形形色色的中产阶级人士仍然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在诸多方面也是政治中坚力量，但他们越发感到，必须与社会底层成员分享权力。
——摘编自西蒙·普莱斯等《企鹅欧洲史》
材料二：186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英国 430万初等教育适龄儿童中，有近200万人处于失学状态，而当时英国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使其普及义务教育变得越来越有必要。这种紧迫感使英国议会在1870年和1876年先后通过了两部教育法，规定实行强制义务教育，所有适龄儿童必须入学；责令教育官员定期巡察公立学校运作状况，以保证良好的教育环境与教学秩序。1870-1880年间，英国建立公立小学近4000所，缓解了普通劳工子女的入学问题。1896 年教育法进一步将初等教育改为免费教育，大大减轻了贫困家庭的经济压力。义务教育的普及使原来在工厂、作坊或街头的孩童进入一种专业化的"学习空间"，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更加系统和彻底地区隔开来。尤为重要的是，现代学校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看重儿童的经济价值，而是更加重视其身心健康和成长价值。在英国政府的积极干预下，英国初等教育就这样得到了普及。
——摘编自《光明日报：许志强：十九世纪英国儿童福利的演进》
材料一：现有的公共卫生护理是近期发展的成果，但其根源却可追溯至遥远的过去。其中之一便来自启蒙运动的教海，即期望通过向穷人们提供能够让他们自救的信息来改善他们的健康状况。另一个则是向生病的穷人提供医疗和护理的患善传统。正是由于这两者在19 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和卫生背景下的相互作用，英国、美国的公共卫生护理逐步发展起来。19世纪初，欧洲和美国的一些社区做出了努力，在有组织的基础上为患病的穷人提供家庭护理。同时、健康家访作为公共卫生护理的另一个发展方向，也于19世纪60年代率先在英国兴起，20世纪初，许多城镇都拥有了自己的健康家访员。英美公共卫生护理发展的一个趋势，最初可见于专科护理活动，但在过去的三四十年中，其他类型的护理活动也得到了发展，并融入公共卫生护理的主流。例如，1908年，由于国家规定学校儿童必须接受强制性体检以及教育委员会的不断督促，英国诞生了学校护士一职。于是乎，结核病护士、骨科护士、市立助产士等也相继诞生。近年来，虽然有些工作如助产士等仍具有专业性，但公共卫生护士的发展越来越趋向综合化。
材料二：1904年，据估计，仅在纽约就有六七万儿童挨饿上学，而且很多时候，学童课业表现不佳是由营养不良引起的。1908年，学校午餐运动在纽约发起，费城、芝加哥和其他中心城市纷纷效仿纽约，也为贫困儿童提供食物补给。纽约市卫生局的约瑟芬·贝克医生在1917 年指出，在纽约的学校中，大约有21%的儿童营养不良，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开展补充膳食的工作。1918年，根据托马斯·伍德博士的估计，美国有15%至25%的学童有这样的问题。1935年，联邦剩余物资公司在重组后采取了一项积极的方案来减少剩余农产品。这个方案的内容之一就是学校午餐计划。到1938年底，有45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参与了该计划，在运行的五年中，总共约有1.3亿份饭菜提供给了学童。毫无疑问，这项计划在改善儿童健康方面产生了直接效益。同时，营养教育也得到了重视，这个科目在1918年被纳入公立学校的课程，并在此后成为中小学教育的一个常规部分。《1946年全国学校午餐法》使这种发展成为正式文书，该法案为各州执行的学校午餐计划提供资助。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美）乔治·罗森《公共卫生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