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想家 | 主张 |
| 儒家学派 | 《荀子·大略》：“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利，虽桀纣不能去民之好义”。 |
| 墨家学派 | 《墨子·贵义》：“万事莫贵于义”；《墨子·经上》：“义，利也。义可以利人”。 |
| 法家学派 | 《韩非子·八经》：“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义成荣，不得以家利为功，功名所生，必出于官法”。 |
材料一：汉代太学在政府初创时规模很小，只有几位经学博士和博士弟子50人。汉成帝末年“增弟子员三千人”。太学的教师称博士，其主要职责是“掌教弟子”，以教学为主，但政府遇到疑难问题时，博士也要提供咨询意见，要参加朝廷的政治、学术讨论，承担巡视地方政教的工作，还要对儒家经典进行校勘、注释和传播。兼教学机构与国家考试机构于一身的太学，不仅要引导校内学生专心攻读，而且要鼓励青年自学，校外人员参加太学考试也可以获得一定的资格和荣誉。这促进了汉代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崇教乐学、尊师重道之风。
——摘编自王凌皓《汉代太学如何培养治国安邦之才》
材料二：经过唐末五代的战乱和破坏，北宋初期地方官学长期不振，士子求学苦无其所。在这种情况下书院应运而生，为广大士子提供了读书求学的场所。朝廷崇尚儒术推行文治政策，不断扩大科举考试的规模，但国家无力创办大量的官学。书院的兴起，缓解了朝廷崇尚文治而又教力不足的矛盾，既为政府培养了大批文治人才，也把教育扩散到了基层。另外，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应用，促进了图书事业的发展，从而为书院的藏书、读书以及教学活动提供了便利。
——摘编自丛迪《宋代书院教学管理制度研究》
材料三：唐末五代智璇等僧人为“思儒者之道”，在麓山寺下，建起了“以居士类”的学舍。北宋“因袭增拓”而成岳麓书院。南宋初理学家张栻主教岳麓，以反对科举利禄之学、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为办学的指导思想，培养出了一大批当世的经世之才。朱熹自福建专程来访，并与张栻论学——史称“朱张会讲”。前来听讲者络绎不绝，时人称“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这加强了岳麓书院在南宋教育和学术上的地位，也推动了宋代理学和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
——摘编自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书院简介》
材料四：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处事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
——摘编自伍光良《启蒙运动路线图及其意义》
根据材料并围绕材料中的主题，自拟一个论题并进行阐述。（要求观点明确，史实清楚，逻辑性强）。
李贽“自幼倔强难化”，强烈反对封建礼教，仕途上处处与上级官僚发生意见冲突。李贽在就南京刑部员外郎期间（隆庆五年[1571年]至万历四年[1576年]），结识了王守仁的弟子王畿和泰州学派王艮的再传弟子罗汝芳，并拜王艮的次子王襞为师，进一步发挥了王艮关于“百姓日用之道”的学说，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道”并非玄虚，而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当下自然”。万历九年春，李贽寄居黄安好友耿定理家，从商著述。万历十二年，耿定理死。李贽与耿定理的哥哥耿定向所持观点大相径庭，二人早有矛盾。耿定向“重名教”，严守封建礼教，恪守孔孟信条；李贽“识真机”，反对封建伦理道德，二人的关系势必由龌龊而成水火。李贽有《答耿中丞》一文，曰：“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不必等待从孔子那里取得知识才算圆满），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李贽离开耿家，寓居麻城维摩庵。万历十四年，在《答耿司寇》一文中，指出封建理学家耿定向等人“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公又不讲。”“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
万历三十年，76岁的李贽移居通州，礼科给事中张问达以“惑世诬民”的罪名上特疏劾奏李贽获准，从病床上被拉出，一路昏迷，用门板抬入京城镇府司狱。在狱中，趁侍者为他剃发之时，夺刀自刎，气不绝者两日。
一一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