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杜登德语辞典》，“语言”是一种人类自我表达的能力。如此看来，只有我们人类可以说话，但是如果我们可以知道树木是否也会自我表达，这不是很有趣吗？那么树木会如何“说话”呢？我们当然不可能听得见，因为它们肯定是静悄悄的，那些强风刮过时枝丫摇摆的嘎嘎声，以及轻风拂面时叶片婆娑的簌簌声，都是被动发出的。不过它们确实以另一种方式沟通：通过气味。在非洲大陆的莽原上，金合欢树是长颈鹿的珍馐，为了摆脱这种草食性的庞然大物，金合欢树短短几分钟内就可以在叶子里散布毒素。长颈鹿便会转移到其他树木那里。是旁边的树吗？不。它们会避开邻近的树木，然后在大约100米开外的金合欢树那里重新开始大快朵颐。因为被啃食的金合欢树会施放一种警示气体，向邻近的同伴传递不速之客来袭的信息。所有得到警讯的树木会立即分泌毒素来回应。长颈鹿因为知道金合欢树的这个把戏，所以会走远一些，以寻找那些尚未知情的树木。又或者它们会逆风而行，因为气味信息是顺着风向其他树木传送的。
这样的防卫行为自然需要时间，所以早期预警阶段的工作如何协调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对此，树木当然不能只依赖空气，它也通过根部来传送信息。一棵树的根可以蔓延得很广，其距离大过树冠宽度的两倍，因此在地底下会与周遭树木的根交错而产生联系。但也有偶然情形，因为森林里也有独行侠，一点也不想与别人有任何瓜葛。所以有没有可能因为这些家伙的不合群，而导致警示信息被阻断呢？幸好不会。树木为了确保信息能够快速传递，多数情况下都会以真菌为媒介，其作用就像网络光纤那样，纤细的菌丝密布在土壤中，并以我们无法想象的密度交织成网络，借助其网络，真菌可以把从某棵树得到的信号继续传递下去，帮助它们交换害虫、干旱或其他危险消息。在共同的生存空间里，可能森林里所有的植物都会以这种方式进行交流。但我们若踏入田野，就会发现所有的绿色植物都很沉默。这是因为人工栽培的植物在育种繁殖的过程中，大多已经失去这种在地面或地下进行沟通的能力。它们几乎是又聋又哑，因此特别容易成为昆虫的猎物。而这自然也是现代农业必须使用这么多农药的原因之一，或许今后育种专家应该要多多少少再从森林里“剽窃”一点野性基因，例如把“多嘴”这个属性加入谷物及马铃薯的品种里。
虽然我一开始时说过树木是静悄悄的，但这点从最新的发现来看却值得质疑。一些研究人员想测试地底下是不是可以听到什么声音，不过要想把树木带进实验室里有点不切实际，因此他们观察的对象是谷物幼苗。果不其然！仪器很快就记录到了由根部发出的轻响，频率约220赫兹。而且有趣的是没有参与实验的幼苗对它也会起反应——在播放着频率约220赫兹声响的环境里，这些幼苗的顶端总会往声源方向生长，这意味着禾本科草类可以察觉到，或是干脆直接说“听到”这个频率。所以，植物可以通过声波来交换信息？我还没想过这可能代表着什么，因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不过下次当你漫步在森林里，那些林间传来的窸窣细响，说不定不只是因为风……
(摘编自彼得·渥雷本《树的秘密生命》，钟宝珍译)
文本一：
洋铁桶的故事(节选)
柯蓝
写在前面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正是我刚刚开始向民间文艺、向古典文学学习的时候，也正是毛主席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在党的方针指导下，培养下，初入陕北农村，学习通俗文学作品的时候。
《洋铁桶的故事》是一个反映在八路军领导下的解放区军民抗战的故事，它的内容比较广泛，包括敌人残暴、民兵打游击埋地雷，以及抗日政权和锄奸方面的许多小故事，于1944年7月在《边区群众报》上连续发表。因为当时还是一个实验，写这种通俗故事，尤其是写给边区文化低落，长期活动在农村环境的读者看，和报纸有一定篇幅的限制等等，许多地方是感到困难和需要摸索的。
第一回 洋铁桶投奔八路军 母猪河枪打乌龟头
晋东南沁源县城一带，有个无人不知的好汉，姓吴名贵，为人刚直，一贯帮助穷苦人民，地方上人都很拥护他；只是性情暴躁，说话声音粗重，因此替他取了一个小名，叫他“洋铁桶”。提起此人，他有一门绝顶本领，从小跟他老子在山上打猎，练得一手好枪。说来真是叫人敬佩，空中飞鸟，只听他的枪声，早就落地了。自从一九三八年日本鬼子打到这里，烧杀一空，眼看无法生活，他就一个人跑到外乡去了，流落了一年，听说八路军的兵马来到他们县上，成立民兵保卫地方，他便拍着胸脯说：“我是沁源人，我为什么不回去打日本！”第二天他就回来奔到八路军要求当兵；八路军看他是一名好汉，枪法高强，就给了他一支好枪，还要他当了民兵小队的小队长，跟着八路军在沁源一带打仗，打得日本鬼子坐卧不安。
这一天，刚吃过早饭，八路军和洋铁桶的民兵都上了山头，正准备去打新墙的碉堡，忽然一个老百姓从后面跑来，满头大汗，大声喊道：“喂！你们走哪里去呀？”只见那人抢上一步打了个招呼说：“快快救救我们吧！鬼子兵出城来抢粮食了，上午在中庄，后晌就到马家沟。人都说快叫八路军来，收拾他们……”八路军的队长连忙说：“对，派我们的洋铁桶民兵小队去，另外派我们的宋排长去指挥。”站在旁边的洋铁桶听了，大喊了一声：“报告！”他说：“队长！你们都去打新墙碉堡吧，咱们这几个月跟随你们打日本，大小战场也上过不少呀，这回让我们单独去打吧，保险捉几个活的回来。”下面的民兵们也嚷着说：“让我们去，让我们去打一回美美的。”小队长看见大家都这么要求，就说： “好吧，由洋铁桶指挥，你们都听他的话呀。”洋铁桶听了，高兴得把腰上皮带一勒，转过头来便吩咐弟兄们拾掇枪弹，赶快到三岔口去埋伏，鬼子来了听命令才打枪。大家一听精神百倍，像一阵大风，直奔三岔口去了。三岔口是从中庄到马家沟的大路，有一条四丈宽的小河，叫母猪河，河水不深，来往行人都踩水过河，洋铁桶的民兵就都埋伏在这河的对面山腰等着。一直等到快正午时分，太阳像一盆火似的顶在头上，又渴又饿，大家等了这么久不见敌人来，以为不来了，连洋铁桶也以为抢粮的敌人折回去了，有的就抱着枪打起瞌睡来。正在这时候，洋铁桶听见有人叫马嘶的声音，连忙睁大眼睛一看，嗨，三十多个鬼子带着八个骡子都到了母猪河边，天气好热，牲口喝水，人也喝水，不喝水的也想洗个脸凉爽凉爽，真是闹成一团。好个机会，洋铁桶也来不及下命令了，把枪一端，只听见叭的一声，把一个挂指挥刀的鬼子军官打翻了；弟兄们猛地听见了洋铁桶的枪声，一时振作，二十几条枪也全开火，一排子弹过去，打得鬼子无头无脑，一下就死了好几个。等到洋铁桶他们第二次开枪瞄准，哎嗨，河里一个鬼子也不见，只剩五个骡子竖着耳朵在乱跳乱奔，人到哪里去了呀？全给打死了？大家正在猜摸不定，把枪放下停了一阵，才见河面上突然露出一个头来，气的洋铁桶叭的一枪，骂着说：“躲得好，你给我一辈子躲在河里。”枪一响，吓得那个鬼子脑袋早就缩回去了，真像是乌龟脑袋。这样河面上一会儿露出来个脑袋，一会儿又不见了，民兵们看了哈哈大笑。有次一个鬼子刚露出一点头，眼睛还没睁开咧，洋铁桶一枪就把他半个脑袋削掉了。这一场恶战，打得鬼子只恨他爹娘没有给他生下一个划水的鸭子脚，只能爬在河水里，憋住气受罪，支不住了想露出头换口气咧，民兵瞄准了又是一枪，打得鬼子就没有逃走一个，打的打死，淹的淹死，只剩下两三个活的还在水里爬着。洋铁桶笑嘻嘻地喊着说：“快呀！快下河里去捉活王八呀！”大家真是兴高采烈，心想这回总算替沁源人民报了一次血海深仇，都奔下山去捉活的。刚下得山来，只听见洋铁桶叫了一声不好，大路上卷起一阵灰尘还不见人，早就有雨一般的子弹飞过来了。
第二回 入地洞全村撤退 钻土坑死里逃生
(有删改)
文本二：
解放区长篇小说中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新英雄传奇的出现。“五四”以后现实主义的小说创作中，写的都是普通人的生活。封建时期曾经产生过广泛影响的英雄故事，如三国、水浒、杨家将等，这个传统暂时没有人去继承。但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着发展这一传统的土壤。因为中国革命的重要特点是武装革命反对武装反革命。而这武装斗争又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在敌后农村中，武工队神出鬼没地活动在游击区和敌占区，配合正规部队保卫根据地，并创造了大量可歌可泣、惊险奇特的斗争事迹。因为故事带有鲜明的传奇色彩，便使得正在注意继承民族传统的作家，很自然地把这特殊形式的斗争生活与英雄传奇的传统联系了起来。
(选自《中国现代文学简史》)
材料一：
“顿挫”主要指诗歌作品中言辞表现的曲折变化和音律声调的跌宕起伏。在最早的文学理论专著《文赋》中，陆机分论各种文体，有“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之说，自此“顿挫”成为文学评论的术语。钟嵘《诗品》评谢眺诗说：“脁极与余论诗，感激顿挫过其文。”虽是在讲诗人谈诗时的言行风貌，实际上也是通过对比讲诗中表情达意的语言风格。后来唐人卢藏用以“感激顿挫”来评价陈子昂的诗文。
如果说“沉郁”的诗风主要体现了杜甫内在情志、学识修养的自然流露，那么“顿挫”的语言风格则更多地见于他在创作中的自觉追求，体现了诗人崇尚奇峭和壮美的美学思想。随着杜诗影响的增大，“顿挫”也逐渐成为杜甫乃至其他诗人的语言风格的专用语。今天的文学著作，也大都沿袭了释“顿挫”为表达的转折和音律的抑扬的说法。
作为文学的一种表现方式，是否仅把“顿挫”理解为创作形式上的要求就可以了？综观古代文学理论对“顿挫”这一范畴的阐释和运用，表现了不同层次的认识：仅视为诗中音律变化的外在特点；不仅在音律，也在于文采、章法的变化，是一种诗文之“法”；不仅是外在的形式法则，更是内容的要求；更进一步，“顿挫”是“沉郁”的个性、情感必然的言辞音律的表现。
如此种种，虽有认识上的差异，但追求作品的委婉含蓄、变化生新，以求得更强的表现力、感染力，却是“顿挫”说成“沉郁顿挫”说的立论者和运用者的共同目的。不论单称“顿挫”“沉郁”或是并言“沉郁顿挫”，“沉郁”的情志总是或隐或显地处于主导的地位。
(摘编自王南《“沉郁顿挫”论》)
材料二：
学界对“顿挫”的解释，是仅从表现形式上着眼的。或曰“表达方式的回旋纡折”，或 曰“表现手法的沉着蕴藉”，或曰“形式上波澜老成”，或曰“声调、词句有停顿、转折”， 这些说法均有道理，却都显得不够具体。
先来看“顿挫”一词的本义。唐人张铣注《文赋》云：“箴所以刺前事之失者，故须 抑折前人之心，使文清理壮也。顿挫，犹抑折也。”张铣从“箴”这种文体的功能角度来解释“顿挫”一词的含义。既然“箴”是告诫性、劝谏性的文字，当然要“刺前事之失”，而要“刺失”，就须“抑折前人之心”，就是说要对犯错误的人进行思想批判，借以警示时 人。因此，这种批判性的文字，自然要思想清纯、有理有据，也就使“箴”这种文体具有“文清理壮”的特征。张铣等注《昭明文选》(收录了《文赋》)又是开元间完成的，杜甫自应读过此书，他应该知道张铣所诠释的“顿挫”一词的意义。由此看来，他把自己的诗文概括为“沉郁顿挫”，首先是指作品的内容而言的：既指思想感情的沉郁，又能讽刺规谏。
其次，还可以从“沉郁顿挫”一词的语境中寻绎答案。杜甫在《进<雕赋>表》中说：“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文中提到扬雄、枚皋，说自己的诗文能够达到他们的水平。仔细品味，会发现“沉郁顿挫”与“随时敏捷”是分别针对扬雄和枚皋讲的。枚皋性格诙谐，才思敏捷，下笔成章，但他并不以讽谏为创作的宗旨。由此可知，“随时敏捷”是指枚皋。扬雄为人口吃，不能剧谈，作文也不能一挥而就，自然说不上“随时敏捷”；那么，留给他的只能是“沉郁顿挫”了。事实上，在汉代的赋家中，也是扬雄的作品最具讽谏和批判精神。那么，杜甫在使用“沉郁顿挫”的概念来评价扬雄的时候，他的心里是装着张铣对“顿挫”一词的解释的。他所说的“沉郁顿挫”，就是指作品具有批判现实的内容，具有对君主和朝政的讽谏功能。杜甫说的这段话，是向玄宗自荐之辞，说自己写作诗文既具有扬雄的思想深度，又具有枚皋的行文速度；既有质量，又有数量，这样的人才，皇帝是应该使用的。杜甫的措辞很严谨，很有说服力。
“顿挫”一词的本义是“抑折”，后来又派生出新的意义。南朝宋人范晔在《后汉书·孔融传赞》中说：“北海天逸，音情顿挫。”李贤注“顿挫，犹抑扬也。”此后， “顿挫”一词就常被人用来指诗文、绘画、书法、舞蹈的跌宕起伏、回旋转折，意义由本来的内容范畴进入到形式范畴。
就杜诗而言，每于一句或两句之中，意思发生逆转，前后形成针锋相对之势，是造成“顿挫”的重要原因之一。且以《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为例，此诗开头写道：“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 一般说来人的年纪变大，阅历增多，就会变得聪明、世故起来，可是老杜却恰恰相反，他说自己是越老越拙笨了。其次，杜诗的“顿挫”风格还来自他独特的取景抒情方式。杜甫言愁，较少取用哀景，更多的是取用丽景。他惯以丽景伴愁心，心越愁而景越丽，从而构成情与景的巨大冲突，在冲突中，感情表达获得了超常的力度。假如作者一味地引入哀景，使情感在与景物和谐的状态中抒发，那么也许能够造成“沉郁”，却难以造 成“顿挫”。
应该说，杜诗的“顿挫”风格，既包含张铣所说的内容层面的意思，也包含着李贤说的艺术层面的意思，不能仅从表现形式的层面去理解。
(摘编自韩成武《“沉郁顿挫”新解》)
材料一：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出自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的《定盒文集·续集·尊史》。历史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的真实记录，得失的总结，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所以，“出乎史，入乎道”，要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必须返回历史中去把握。
在历史中把握大道，①_________________。文化凝聚了一个民族的最根本的东西，是一个民族历史的载体。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文明没有中断过的国家，我国的历史文化资源之丰富在全球范围内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诸子百家的思想、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多种文化形式，在世界文化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中华传统文化强调和谐共生，天地涵养万物，同生共存；追求和而不同，与邻国的关系处理上讲究“协和万邦”，强调君子慎独、自强不息等。现今世界中，在重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达到自然环境与人类的和谐统一、解决国际冲突等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显示出了超强的整合价值，其和谐、合作的优势，更能发挥包容、平衡的作用。
在历史中把握大道，②_________________。中国共产党一路带领中国人民艰苦斗争，从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到富有创造性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从开启改革开放伟大进程到创造新时代伟大成就，真正让全体中华儿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共享幸福和荣光。在这个过程中孕育出的以伟大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人优秀品质的象征。历史自觉与文化自信正是源于党的百年奋斗的成功实践以及这一过程中焕发出的精神气概。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深层次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第一次实现了大国和平发展，这背后是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的酝酿成长--这种文明不再以争夺、战争、消灭、殖民作为国家间的竞争模式，而是以相互合作、共同发展为根基，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而且为人类文明提供了具有超越性的方案，必将在当下及未来彰显出更大的内驱力和凝聚力。对这种未来性怀有自信和自觉，正是我们学习、把握历史的意义。
（摘编自师英杰《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材料二：
“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一语出自宋代学者曾巩所撰的《南齐书目录序》。以古视今，不难发现古代深厚博大的史学积累为当代中国文明历史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传统资源，需要进一步挖掘、汲取、品味与借鉴。
举其大且要者，中国史学致用传统有三个特质。其一，求“大”。南宋朱熹曾言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意味着研读历史首先要立意高远，关怀宏大。无论治史还是治国，皆须从变动不居的历史进程中探寻时代之大趋势、大方向，提炼大命题，把握大脉动。如司马迁修《史记》，时间纵贯三千年，空间横跨数万里，人物遍布全阶层，体倒覆盖各类型，大构思方成就大手笔，无怪乎清代学者赵翼道：“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对比当前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其涉及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毫无疑问是至为关键的课题。
其二，贵“通”。先立其大，再贯乎通。具体而言，所谓“通”，首先要“博通”，即大量搜辑考察各类尤其一手材料或原始遗迹，为深入研究奠定坚实基础；其次要“贯通”，即综合研究有关材料或遗迹，通过归纳概括引出结论；再次为“通识”，即注重在综合贯通中求得更全面深刻的认识；最终实现“会通”，既把天、地、人作为整体，又将天道、地道、人道联系起来，反映出中华民族特有的历史思维与整体意识。这种思维意识对中华文明探源过程启示很大。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绝非一人、一学科、一团队、一时代之事，迫切需要加强统筹规划和科学布局，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久久为功，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
其三，崇“德”。可大可通，于是历史自然显露出德之光辉，我们的文明亦因之可亲可久。对待人类的文明历史，要能不抱偏见，不做武断，不凭主观，不谋私利，不求速达，这样我们那些最为珍贵的精神内核和思想精髓才能如玉石般温润可亲，似高山般坚韧可久。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这提示我们在进行中国文明历史研究中注重揭示与阐释自身优秀的思想元素和文化基因，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求其大者，贵其通识，崇尚德性，在蓬勃发展的中国文明历史研究中展现既有史学传统之重光，并赋予其新意，这正是“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的深厚意蕴所在。
（摘编自王学斌《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
材料一：
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在城市发展史上，不同时代累积下来的牌坊、院落、街道、老民居等文化遗产构成了城市文明的基本形态。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不仅是活着的传统，更是代表城市独特性的历史文脉。保护、传承、利用好文化遗产，有利于激活城市活力、塑造城市品牌、增加城市魅力。城市是一个活态的生命体，需要不断更新。可城市更新又面临着诸多悖论，比如大拆大建和不当的整治更新会导致老城风貌消失；若将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街区封存固化，又会使其失去活力和使用价值。保护文化遗产既不能进行大规模改造，也不能将文化遗产封存固化，而应采取一种渐进的、由点及面的城市更新方式。具体而言，应遵循最小干预原则和最大隐蔽原则，在保护城市整体历史风貌的前提下，对老城进行必要的小尺度提升性改造，针对基础设施进行活态化改造，按照“点（文化遗产建筑）、线（历史文化街区）、面（活态城市空间）”的顺序进行老城更新。
文化是文化遗产及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利用中尤其要注意的因素。城市更新改造时，“被保留”的文化不应仅仅作为一种静态化修辞的“建筑”而存在。要想让文化遗产成为活的文化，不能对文化遗产进行博物馆式的保护，而必须依托人进行活态传承，即在百姓日常生活中进行自然传承，以“政府引导、企业运营”的方式，激发社区居民的文化自觉，对特定的文化空间进行微改造，如增设社区美术馆、创意书店、生态绿地等，以实现文化遗产、历史文化街区与百姓生活的活态融合。
作家冯骥才在描述对历史名城巴黎的观感时曾说，巴黎的卢浮宫、凯旋门和圣母院等，只是“历史的几个耀眼的顶级的象征”，而巴黎真正的历史感则表现在城中一片片的老街和老屋中，因为这些昔习的空间中有活生生的历史，有血有肉，生动而真实。
因此，在探索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过程中，不仅要从保护文物的角度、追寻历史的角度、艺术审美的角度去操作，还要从关爱人、体谅人的角度出发，关心当下居住在历史街区中的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尽可能地延续历史街区原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态，建立诸如“老北京文化活态博物馆”等以居住为主要形态的社区，使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街区不再是死气沉沉的硬件展示。
活化利用文化遗产就要通过文化遗产增加社会互动、突破传播的时空限制、建构新的传播模式。文化遗产的数字化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有效手段。文化遗产的价值脱离不了其原本的社会体系，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播中，不仅要关注媒介对文化遗产器物层面的信息呈现与符号表达，更应利用新媒介的化播优势阐释文化遗产的符号所指和意涵。文化遗产传播是文化遗产价值增值的过程。因此，不能将文化遗产作为一个存量看待，例如将文化遗产看成文物、遗物、不动物、过时物等，而应将其看成动态的流量——随着多媒体、互联网、AR（增强现实）、VR（虚拟现实）等技术在文化领域的运川，文化遗产的感染力、传播力、影响力将得到空前增强。
总的来看，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活化利用文化遗产，不仅能带来经济效益，也能产生社会效益，还具有凸显城市文化特色的文化效益，更能提升城市的魅力和国际影响力，更能增强文化自信。
（摘编自于小植《在城市更新中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材料二：
有着2800余年历史的平遥古城，宛若一幅行走的画卷，呈现出“明清时期汉民族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万千气象。古城内，大街小巷纵横，300余处文物、近3800座古民居错落其间，相映生辉。1997年，平遥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自此，平遥有了世界坐标，中华血脉绵延未来。
古城南街窑门巷12号，历经300余年岁月，迎来了“逆生长”。政府出资6.7万元，将破损严重的地方修好，把西边倾斜的小二楼扶正。近10年间，平遥古城先后投入1500余万元财政资金修缮了104处院落。这些保存完好的明清民居挂上了“历史建筑”的标牌。
“80后”肖旭是土生土长的平遥人，在外从事文创产业多年，返回故里专事汉服研究与旅拍，复原了双林寺“供养人”服饰，少女们身穿这样的服饰在古城徜徉，“活起来”的文物走进更多年轻人的世界。像这样返乡创业的还有很多，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平遥漆器产业不断发展，“国礼”品牌快速发展……
走过2800余年，古城依然有着蓬勃生命力，至今，在这里还居住着4.2万城市居民。近年来，当地政府在开发旅游的同时，高度重视百姓生活。平遥人也为保护古城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平遥古城基本保持了明清时期的历史样貌。
山西省政府下发文件，规划建设平遥非遗数字展示馆，打造中国文化遗产传承弘扬展示示范区，并将之发扬光大、推向世界。平遥古城历久弥新，未来可期。
（摘编自李倩倩、侯琎《山西平遥古城：守护千年今又芳华》)
材料一：
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人民群众的社 会实践，是获得正确认识的源泉，也是检验和深化我们认识的根本所在。调查研究成果的 质量如何，形成的意见正确与否，最终都要由人民群众的实践来检验。毛泽东同志 1930 年 在寻乌县调查时，直接与各界群众开调查会，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诸如该县各类物产 的产量、价格，县城各业人员数量、比例，各商铺经营品种、收入，各地农民分了多少土 地、收入怎样，各类人群的政治态度，等等，都弄得一清二楚。这种深入、唯实的作风值 得我们学习。领导干部进行调查研究，要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深入田间地头和厂矿车间， 同群众一起讨论问题，倾听他们的呼声，体察他们的情绪，感受他们的疾苦，总结他们的 经验，吸取他们的智慧。既要听群众的顺耳话，也要听群众的逆耳言；既要让群众反映情 况，也要请群众提出意见。尤其对群众最盼、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更要主动调研，抓 住不放。这样才能真正听到实话、察到实情、获得真知、收到实效。
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树立求真务实的作风，具有追求真理、修正错误 的勇气。现在有的干部善于察言观色，准备了几个口袋，揣摩上面或领导的意图来提供材 料。很显然，这样的调查是看不到实情、得不到真知、做不出正确结论的。调查研究一定 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不能带着事先定的调子下去，而要坚持结论产生在调查研究之后，建 立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对调查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和各种问题，要坚持有一是一、有二是 二，既报喜又报忧，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摘自习近平《谈谈调查研究》)
材料二：
社会科学并不拥有像自然科学一模一样的实验室，那是没有人能否认的。但是，如果 说社会科学研究者并不能控制他所要观察的现象，那也并不完全正确。其实不过是控制的 技术问题，而不是能不能控制的问题。
在物理实验里用斜面滚球来实验引力，斜板这实验因子并不影响所要观察的引力现象， 因为实验者在计算球动的速率中会考虑到这斜板的因子——换一句话，所谓实验并不是孤 立现象，而是把所有发生作用的因子都加以充分考虑的意思。
观察社会现象时，如果我们能确知观察情境各种因子对于被观察现象所起的作用，我 们同样可以达到自然科学的实验中所具备的条件。在技术上，观察社会现象比观察自然现 象更为困难。社会现象并不限于人的动作，而且包括人的动机；动机又受着人所接受的那 一套认为应当如是的规律支配，这套规律是社会所共有的，而且是在时间里累积下来的— —这是人的生活适用于他所处的具体环境的方法，是在人和物的接触中，在动作里，给人的满足与否的结果里，选择和淘汰出来的，而且也永远在变动之中——在这里我们可以见到社会现象有着不能分的两部分：一部分我们可以在体外看得到的，另一部分，在体外是 看不到的。这第二部分必须由经验者本人用语言表达出来，才能使旁观的人明白。观察社会现象的困难常发生在第二部分。
谈到这里，我愿意提出最重要的问题来了。那就是社会现象的研究工作中观察者必须 和被观察者取得充分合作。合作还不够，必须不分观察者和被观察者而大家一同来分析大 家的经验。
我在上边已说到科学的观察必须充分确认现象发生的情境，考虑到一切会影响现象的 因子。这是实验的真正意义。观察社会现象时， 因为语言材料的重要，最容易影响叙述现 象正确性的是调查者和所要观察的现象的人事关系。有些不肯正视这关系的学者，只提出 一个“客观”的空洞概念。但是“客观”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对观察的现象没有兴趣，或 是没有关系么？这是不可能的。
一个人去观察一个现象必然是有兴趣的。你自己可以不问这问题，可是被观察的人是 不会不问这问题的。你不能不和这些人接触，谈话，问问题。这些人必然要问：“这人为什 么要来问我们呢？ ”——这问题问得对的， 因为一切调查的结果必然会影响到被调查者的 生活的，不论是好是坏。你说“客观”，人家不能承认，而且人家是对的，因为实际受到影 响的是他们，他们不能不防。于是调查者逢着“秘密”和“撒谎”了。其实被调查者的“秘 密”和“撒谎”是调查者的“秘密”和“撒谎”的反映。人事很像镜子，你对别人的态度 反射成了别人对你的态度。
科学的社会研究第一是要认清自己的立场和目的。如果你是想去“敲诈”被调查的人， 那么你绝不会得到可靠的材料。天下没有不知道自卫的人，社会科学绝不能从“斗智”的 方法上得来。换一句话说，社会研究必须站在被调查者的利益上，你如果要研究乡村，你
必须同情农民，为他们服务，你的研究结果必须是有利于农民的，不但你存心是如此，而 且你要用事实来证明，使农民相信你。正像一个医生对一个病人，病人没有理由去欺骗医 生，正因为欺骗的结果是自己受害。
一个研究的人是站在“不知”的地位，被问的是站在“已知”的地位。前者对后者是 “学习”而不是“拷问”，态度上应当是“尊重对方”“执疑待决”，这种态度必然会得到对 方的尊重和友谊， 因而乐于帮助你。
(摘编自费孝通《亦谈社会调查》)
材料一：
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曲折起伏，各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程充满艰辛。当今世界，多重挑战和危机交织叠加，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发展鸿沟不断拉大，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冷战思维阴魂不散，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又一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
两极分化还是共同富裕？物质至上还是物质精神协调发展？竭泽而渔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零和博弈还是合作共赢？照抄照搬别国模式还是立足自身国情自主发展？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面对这一系列的现代化之问，政党作为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有责任作出回答。在这里，我愿谈几点看法。
我们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进现代化最坚实的根基、最深厚的力量。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现代化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行得稳，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政党要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顺应人民对文明进步的渴望，努力实现物质富裕、政治清明、精神富足、社会安定、生态宜人.让现代化更好回应人民各方面诉求和多层次需要，既增进当代人福祉，又保障子孙后代权益，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我们要秉持独立自主原则，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现代化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品”，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不能搞简单的千篇一律、“复制粘贴”。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立足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什么样的现代化最适合自己，本国人民最有发言权。发展中国家有权利也有能力基于自身国情自主探索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之路。要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尊重和支持各国人民对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共同绘就百花齐放的人类社会现代化新图景。
(摘自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
材料二：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指明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与方向，破解了现代化等于西方现代化的唯一性幻觉。
任何话语体系的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物质世界的实践。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生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中，是实践在思想理论层面上的外化表征形式。它以系统化、理论化、科学化的话语阐释伟大实践进程中取得的成就、遇到的问题和未来的发展，将其外化呈现在大众日常生活中，从而为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成果提供理论层面的话语保障。
社会成员不会天然对某个政治思想具有认同感与信任感，共识合法性的建构必须在成员中进行话语的输出与沟通，只有“社会成员基于某种价值信仰而对政治统治正当性所表示的认可”，才能动员起最广泛的群众力量。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必须通过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汇聚全社会的奋斗共识，引导个体认知国家的奋斗目标。如果社会个体无法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形成清晰而全面的认知，就很容易对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产生怀疑甚至持否定态度。
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在物质生产资料方面的支配权，控制着国际舆论传播的主导权。“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但在话语权意识、话语体系建构上并未取得可与现代化建设成就等量齐观的成果和地位。”如果国际社会无法全面客观理性地了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抹黑、歪曲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片面甚至失实的论调就极易得到传播。国际舆论斗争变得越来越复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因此，必须加快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并加以传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遭遇着虚假舆论和话语陷阱的挑战，他们不相信“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不靠掠夺与战争的和平发展道路。因此，话语体系的建构就具有了迫切必要性。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不是自说自话，而是用中国实践建构中国话语，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摘编自艾四林、陈钿莹《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的三重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