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日常生活审美化”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当时欧美进入消费社会，随着电视媒体普及，日常生活中充满吸引眼球的美的视觉符号和影像。传统学最关注的是艺术审美，艺术作品是典型的审美对象。为了描述审美活动超越传统审美领域进入日常生活的现象，英国社会学家迈克·费瑟斯通于1988年对“日常生活审美化”进行了理论概括。21世纪初，我国美学界、文艺理论研究界围绕此命题曾进行讨论。
当前，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为再认识“日常生活审美化”提供了新的语境和视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全国人民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包含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尤其是对以审美需求为代表的精神生活需求更为迫切。“日常生活审美化”使审美从艺术殿堂走向日常生活，是对日常生活和物质需求的超越，有利于人们在享受美好生活中提升幸福感和获得感。
“日常生活审美化”有两大特征。一是产品审美的符号价值超过使用价值成为消费的主导价值。二是人们通过图像化、视频化、虚拟化对现实世界进行美化，或重新建构美的世界。
在如今的体验经济时代要更注重软创新，顺应“日常生活审美化”发展趋势。“体验经济”的核心特质是企业通过商品和服务创造能使消费者参与、值得消费者回忆的活动。在体验经济中，体验成为一种有价值的经济提供物，让顾客满意包含使用需求的满足，还包括愉悦体验的满足。“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体验经济时代的必然趋势，如何顺势而为是我们需要面对的课题。而“软创新”是相对于科学技术等“硬创新”提出的，既包含对传统产品和服务的品牌创新、审美创新等，也包含本身带有审美属性的音乐、电影、时装、电于游戏等产业的创新。
当前，要顺应体验经济的规律，着眼消费者的使用需求和审美需求，通过软创新实现实用与审美、产品与体验双结合。不仅考虑客户需要什么功能，更要通过品牌塑造注入文化内涵，通过整体设计注入审美价值，将功能好、技术新与艺术美、生态美等结合起来，为消费者提供多维度超预期的休验。
此外，在“日常生活审美化”过程中，既要将审美文化所体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世界传播，促进文明交流和互鉴；也要传承和发掘本土文化价值，满足本国人民的审美需求。同时还要注意，“日常生活审美化”存在审美异化、审美层次浅表化等风险。要特别关注在全球化背景下大工业生产制造的“平均美”隐藏着资本控制和意识形态渗透，具有一定的欺骗性。
总之，要在社会公共领域积极培育审美思维，以审美的态度对待他人、自然与自身，将审美生存作为审美化的生活态度和生存方式，是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深化和超超。
(摘编自吴婧、张文君《新时代，如何理解“日常生活审类化”》)
材料二：
美学不只是提升自我修养、培育美好人格的为己之学，更是应人民之所需，按美的规律来创造美好生活的为人之学。
适逢新时代新征程，中华美学亟须再出发，面向当下现实，把握人们新的审美需求，探索和回答在建设美丽中国、创造美好生活的伟大实践中出现的新课题。
随着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日益丰富，审美活动已超出文学艺术的范畴，渗透到人的日常生活中。日常生活审美日益凸显，并逐渐成为常态。
一方面是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审美活动进入寻常百姓家，充实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另一方面是日常生活本身也逐步审美化。人的衣食住行、日常起居都伴随着审美，普通人越来越自觉追求生活的质量和品位，享受生活的舒适与惬意。这就要求美学不能只停留在文学艺术领域，而要去探讨日常生活的审美问题。要研究怎样把人类创造的人文之美以及天造地设的自然之美引进人的生活，研究如何把日常体验提升为审美体验，引导大众的积极审美趣味，相应地，也应警惕过度追求享受带来的一系列生态和心态问题。
审美变得日常，并不意味着文学艺术的审美作用减弱。实际上，伴随着日常生活审美化，人们对文艺作品质量、品位的要求更高了，需要文学艺术进一步提高艺术和审美水平。生活审美和艺术审美相互推动、促进，这才是良性循环。美学就是要通过研究艺术审美和生活审美的互动关系，促进这种良性循环，进而推动美学自身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美学研究当下的审美活动，归根结底是为了引导人们积极向上的审美趣味，培育美的高尚的情操，以此带动社会文化健康发展。通过审美进行价值引领，是中华美
学的责任担当。
(摘编自胡经之《中华美学助力创造美好生活》)
以分析。
材料一
“网生代”，指的是伴随互联网出生与发展的一代人，他们在数字化、网络化、娱乐化的 时代浪潮中成长，从幼儿时期就开始过着一种“屏幕环绕的生活”。在北京大学教授、文化 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张颐武看来，所谓的“网生代”，他们不需要学习就天然地生活在互联网 时代，好似网络世界里的原住民。从此角度来看，当今的青少年接触网络几乎是与生俱来且 无法避免的，他们的网络生活要比成年人所想象的更为丰富甚至复杂许多。因此，如何为青 少年营造更加清朗的网络生态、让他们健康触网，成为一个值得全社会关注的话题。
张颐武以网络“饭圈”乱象举例说：“一段时间以来，频频出现粉丝非理性追星乱象引发 社会广泛关注。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部分粉丝不顾社会公序良俗和基本是非，无底线 追星，甚至为犯错明星辩护开脱；二是畸形‘饭圈’在网络平台和商业资本的裹挟下，助长 ‘流量为王’的不良风气，严重违背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三是部分青少年被不良粉丝群体 误导，脱离正常追星轨道，造成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扭曲；四是一些‘粉头’为谋取
私利，把普通粉丝组织起来，为明星炒作热度、集资‘打榜’、制造话题，‘饭圏’形成势力 化群体，与明星形成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关系。”
张颐武表示，针对“饭圈”乱象的相关整治措施，旨在遏制畸形的“饭圈文化”，倡导形 成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是立足当下和着眼未来发展的必要举措。而网络生态的整治离不开 全社会各方面力量从多角度着手，合理分工、正确引导、共同推动，以战略眼光、从长远角 度筑牢网络空间清朗的基石。他特别提及，互联网平台的运作机制，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的 影响巨大。各大互联网平台是网络内容的重要出口，伴随日益进步的技术手段，互联网企业
不能只顾追求商业利益，他们需要担负起社会责任，对于不适宜青少年观看的内容需要有一 定的管理举措。 目前，各大平台都在加强管理，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相关舆论 也形成了新的态势，毫无疑问，这些社会综合治理举措都致力于为青少年营造更加清朗的网 络生态。
有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12 月，中国 19 岁及以下网民群体占比 16.6%，总数达 1.64 亿。且随着网络技术和业态的迭代更新，网络内容生产和传播几乎是野蛮式的，作为网 络空间里最为活跃的青少年群体，他们的网络素养也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网络生态的优劣。 那么，青少年应该具备怎样的网络素养？
张颐武认为有两个方面特别值得重视：一是青少年亟需在网络时代具备自我辨别力及认 知力， 自觉抵制低级趣味、“三俗”内容；二是他们在具备这两种基础能力之后，需要进一 步拥有选择判断的能力，筛选出与他们成长相关、优质且有意义的内容来开展自己的网络生 活。他谈道：“毋庸置疑，青少年在当前的网络世界里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他们不仅是互 联网内容的接受者，也是创造者及分享者。网络上海量的信息一方面十分有活力、有正能量， 另一方面也有很多负面的、影响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内容，所以青少年触网需要在树立明确的 底线意识的同时，拥有向上的、更高的追求。”
(摘自谯娇《张颐武：网络空间越清朗，越有利于青少年的声音被倾听》)
材料二
网络内容建设是引导培育青少年网络文明素养的关键。网络内容建设呈现的网络文化产 品，反映的是网络思想舆论工作的实际成效，直接影响着青少年的思想情感和文化价值取向。 由于青少年正处于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成熟、独立的价值观念尚未形成，安全用网、理 性上网、科学上网、明辨是非的意识和能力还很薄弱，在网络中很容易受到不良信息内容的 影响和侵蚀，损害其构建良好的精神世界。在此情况下，我们必须精心打造能够吸引青少年 的优秀网络文化产品，着力创建优质化的令青少年愿听愿看的网络内容，使正能量的精品网 络内容充满网络空间，让青少年在网络空间中见到什么是真善美，做到辨别假恶丑。
当前，网络内容建设存在的问题影响青少年网络文明素养的养成。一方面，网络空间中 低俗化、同质化、单一化的网络内容大量存在，众多网络内容枯燥无味缺乏吸引力、感染力。 《青少年蓝皮书：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
游戏、看动漫和社交的占比分别为 47.4%、15.5%和 8.5%。
材料一：
前段时间，一些地方“合村并居”的新闻不断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合村并居主要是将一些人口偏少、位置偏远的小村子甚至“空心村”进行整合，将这些村落的人们迁往大村子或城镇并居，从而整合资源，节约土地，提升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水平。
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合村并居无疑是一件好事。可合村并居后，对一些群众而言，“人住进了城镇的楼房，心却在牵挂老家的祠堂”。这说明，合村并居不是简单的“拆旧房、建新居”的物理迁移，它还应包含“人心搬迁”“文脉传承”等软性内容。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乡土性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特色。中国人素来就有安土重迁、聚村而居、终老是乡的习惯传统。乡村是承载中国文化与精神的基石，是乡土文脉赓续的重要空间。
不管是被动的合村并居，还是自然的城市化进程，大量村庄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这是客观现实。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大约拥有360万座自然村，而到了2010年该数字已下降到270万。长期关注传统村落保护的学者冯骥才评估，中国每天大约有80到100个村庄消失。
一旦村庄消失，中国传统的乡土精神和历史记忆也将失去依托。比如，遍布乡村的祠堂是乡村中重要的传统文化建筑，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人文信息，其主要功能是祭祖敬祖、宗亲联谊、家风传承。合村并居过程中，如果村子里的祠堂被简单拆掉，那么真的可能会祭拜祖宗都找不到地方，孝亲敬祖的传统可能因此就断裂了。
面临同样命运的，还有那些农村的老房子。不少村子尤其是古村落都有极具历史价值的古建筑或古民居，但有些村落规模较小，离城镇较远，人口也流失严重，如果按照一些地方合村并居的标准，可能会一并了之、一拆了之。当那些老房子古建筑在推土机的轰鸣中应声倒下时，我们丢掉的不是几片残砖断瓦或几根石柱木梁，而是老房子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是通过老房子与历史进行对话的机会。
不幸的是，合村并居过程中，不少地方将经济价值和商业考量置于首位，更多关注合村并居中“钱值”（经济价值）和“颜值”（景观价值）的开发，而忽略了“文值”（文化价值）的保育。有的地方按照城市商业住宅的统一标准，给村民设计房子，楼越盖越高，可原来各具特色的村落格局全都消失了。还有一些，生硬照搬外国风格改造农村的院子，结果使得乡村建筑中出现“欧洲补丁”“美国碎片”等不伦不类、不中不西、不土不洋的奇葩景观。乡村景观城市化与建筑西洋化，不仅割裂了乡土原生文化传承，也污染了乡土文化精神。丢弃乡土文化特色，一味地进行克隆复制，很难将新社区建成让群众拥有独特记忆的精神家园，也很难让搬入其中的村民拥有踏实的幸福感。
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农民要住更新的房子，村庄要修更宽的马路，于是土窑洞被水泥瓷砖取代，青石板路上覆盖了厚厚的水泥，合村并居也成了一种现实选择。只不过，环境变了，生活变了，基于生活之上的习俗、文化、历史等也都会随之改变。因此，合村并居与保护乡土文脉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这其实也是现代社会发展中广泛存在的一个文化悖论。
（摘编自唐尚书《合村并居，别丢了乡土文脉》）
材料二：
乡下最小的社区可以只有一户人家。夫妇和孩子聚居于一处有着两性和抚育上的需要。无论在什么性质的社会里，除了军队、学校这些特殊的团体外，家庭总是最基本的抚育社群。在中国乡下这种只有一户人家的小社区是不常见的。在四川的山区种梯田的地方，可能有这类情形，大多的农民是聚村而居。这一点对于我们乡土社会的性质很有影响。美国的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很少屋檐相接的邻舍。这是他们早年拓殖时代，人少地多的结果，同时也保持了他们个别负责、独来独往的精神。我们中国很少类似的情形。
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下列几点：一、每家所耕的面积小，所谓小农经营，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和农场不会距离得过分远。二、需要水利的地方，他们有合作的需要，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四、在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在一个地方一代一代积起来，成为相当大的村落。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我在上文所说的孤立、隔膜是以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远。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