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元杂剧的形成、发展、繁荣的过程为后世的戏曲音乐留下了宝贵且巨大的财富，使得后世戏曲音乐可以不断发扬光大，在世界戏曲音乐的花丛中熠熠生辉。
元杂剧在宋金杂剧的基础上融合汲取了各种音乐形式的营养，因此，元时的北曲杂剧已然成为戏曲音乐的集大成者，这种包容性不仅体现于音乐形式上，也表现在了元杂剧题材、主题的广泛性上。元杂剧向上则描述君臣之间、朝廷官员之间、政治兴衰之间的关系以及所发生的大小事件，向下更是描述了亲人之间、夫妻之间、朋友之间、邻里之间所发生的各种事件。元杂剧还在主题和题材上为后世戏曲音乐提供了大量的范本，深刻影响了后世戏曲音乐。
首先表现在爱情剧上，元杂剧中的爱情剧皆是以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努力冲破封建束缚、向往自由恋爱为主题，表达了男女之间为了爱情奋不顾身，歌颂恋爱自由，富有极强的叛逆精神，为后世爱情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明代《娇红记》、清代《梁山伯与祝英台》皆是受到了元杂剧《西厢记》主题内容的影响。其次在人民大众对抗腐朽黑暗的封建统治势力上，元杂剧《赵氏孤儿》成为该主题的典型作品。明传奇《鸣凤记》和清传奇《清忠谱》则受到了《赵氏孤儿》的影响，表现出了更加深刻且强烈的道德性、批判性、人民性。受到元杂剧的主题影响的后世戏曲，不是简单的主题再现，同时也延续、拓展、深化了主题，使其更加丰富、饱满。
元杂剧主要是以相同宫调系统的若干曲子或者相同笛式系统的若干曲子连缀成套来进行架构，也就是套曲联体的音乐结构。这种结构表明了有机的戏曲唱腔体制已然在中国戏曲音乐中形成。而且元杂剧是以北曲的演唱为表演形式，其独有的北曲声腔系统，是我国戏曲声乐史上极其重要的一环，推动了传统声乐的不断进步，对戏曲音乐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近代戏曲已经形成了以“生、旦、净、丑”为主要角色行当的成熟的角色分工体制，这种成熟体制的形成是跟元杂剧中所形成的角色行当体制密不可分的。如“生”角就是传承于宋金杂剧中“末泥”的角色行当，发展到元杂剧中的“末”角，再到现今的“生”角。生角主要扮演男性人物，近代不同地区不同戏剧会根据角色的年龄、性格、身份来做不同的生角划分，如老生、小生、武生等。“净”角起源于宋金杂剧中的“副净”一角，到元杂剧中称作“净”，以脸部化妆为特点，运用不同的色彩和图案来组合成形态各异的脸谱，用以表现耿直刚烈、粗犷豪爽、冒失鲁莽、阴狠狡诈的各种男性角色。从宋杂剧以滑稽角色为主再到元杂剧以正剧角色为主，为后世戏曲音乐中的角色行当的健全发展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梁越《宋金杂剧与元杂剧之比较》）
材料二：
元朝的疆域比之汉唐更加广阔，大一统局面的出现促进了国内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元杂剧作为元代特殊的文学艺术形式，无论是其创作内容，还是其文学语言都有多元文化的注入。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因子为元杂剧的创作提供了相当丰富的素材。
自蒙古族入主中原之后，其文化也在与中原文化碰撞的过程中被百姓接受，元杂剧中便有不少涉及蒙古族文化的剧目。元杂剧中出现了很多蒙古族语言词汇，如《陈州粜米》中出现的“虎刺孩”，也作“忽刺孩”，蒙语为强盗的意思。再如在《窦娥冤》等一些剧目中经常出现的“歪刺骨”，是蒙语中骂人的话，有贱骨头的意思。元杂剧中有着大量以汉语和蒙语交杂的曲词，如《杀狗劝夫》中哥哥罚孙二在风雪中跪拜，孙二唱：“则被这吸里忽刺的朔风儿那里好笃簌簌避，又被这失留屑历的雪片儿偏向我密蒙蒙坠，将这领希留合刺的布衫儿扯得来乱纷纷碎。”整段曲词就以汉语杂揉蒙语的形式描绘孙二穿着破衣烂衫长跪在风雪中的可怜场面。这样的曲词正是蒙古族文化对汉文化渗透的表现。
宋元时期，更加生活化的民间写实故事大量出现，这些故事多为“故事套故事”的结构形式。剧作家在对涉及公案题材的元杂剧创作中，往往在主线大故事中插入小故事、小插曲，来让情节更曲折、更精彩。如著名的《窦娥冤》中，窦娥受冤的故事是主线，本在窦娥“三愿”应验后，已可作为全剧精彩的结束，但关汉卿又在主线大故事后，嵌入窦娥化为孤魂让窦天章为自己洗冤的小故事，让全剧更加精彩，更受民众喜爱。
不仅如此，世俗元素的存在还为元杂剧的内容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如鬼神显应、民间信仰、算命占卜等，对剧作家的创作影响不可忽视。如《盆儿鬼》中，瓦窑神戏弄盆罐赵，是通过鬼神对恶人进行惩罚的。这些杂剧通过鬼神显应的朴素民间元素，使得杂剧剧情更加跌宕起伏。民间信仰对一些元杂剧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在元杂剧研究方面，《桃花女》并不是一篇代表性的作品，但就民俗文化层面而言，它却具有其他剧作无法替代的价值。中国民间自古就有利用桃木来辟邪驱鬼的传统风俗，剧中桃花女就是以桃木辟邪为意象，代表下层世俗文化，来对抗剧中代表精英文化的周公，最后“桃花女”的胜利也象征着下层世俗文化的胜利。这些世俗元素在元杂剧中的大量出现，不仅让杂剧受众面更广，而且也丰富了其意义。
（摘编自王垚峰、王军涛《再论元杂剧之“杂”》）
材料一：
从古至今，无论是文学名著还是戏剧经典，总是以令人难忘的经典艺术形象征服读者、观众，并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深刻印记。
回顾中国文学史，大量传世经典之作往往与经典人物形象合而为一、彼此成就，小说、戏剧尤为突出。大约在金元之际，元杂剧形成并逐渐流行起来，而关汉卿等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专业编剧队伍的出现，使人物刻画实现了新的突破与提高。关汉卿的代表作之一《窦娥冤》对主人公窦娥的塑造可谓登峰造极。这样一个经典人物形象之所以流传至今，原因在于作者借“窦娥”之经历揭示了深刻的社会问题，抨击了封建社会对贫苦老百姓的残酷压迫，表达了广大民众对公平秩序和安宁生活的向往。
我国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古代小说作品莫过于“四大名著”，它们成功的原因就在于丰富的人物图谱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比如在《三国演义》中，智慧多谋的诸葛亮、宽厚仁爱的刘备、雄豪奸诈的曹操……这些“脸谱化”“类型化”的极致刻画成为某种典型形象的代名词，一直为后世传颂。而《水浒传》在塑造人物方面又有新的突破，“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金圣叹评），无论是108位梁山好汉，还是高俅等大小人物形象，其身份、经历、说话习惯等各有特点，人物的丰富性也有明显体现，比如鲁智深虽暴烈，却常常粗中有细、机智过人。到了明清，《西游记》《红楼梦》等作品掀起了白话小说流行新高潮，尤其在神魔刻画、人物的成长描写等方面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史，对后世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早期共产党人就对文艺工作格外重视。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广大文艺工作者更是掀起了创作高潮，推出了《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等一大批广为流传的经典作品。作为民族歌剧的开山之作，《白毛女》不仅在艺术形式上进行了全新尝试，更是用一个个精彩唱段塑造出全新的白毛女形象，唱出“旧社会将人变成鬼，新社会将鬼变成人”的全新主题，唱出一个全新中国，喜儿、杨白劳、黄世仁等正反面经典角色也持续散发着艺术魅力。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广大文艺工作者如何塑造更多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的艺术形象，如何热忱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如何为时代留下令人难忘的艺术经典，这成为新的挑战。近年来，一批典型人物被搬上舞台和荧屏，鲜活的艺术形象传递着新的时代精神，如沪剧《敦煌女儿》展现以樊锦诗为代表的敦煌人的“莫高精神”，话剧《深海》展现“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为国家事业隐姓埋名的默默无闻，电影《守岛人》展现“人民楷模”王继才32年为国守岛的爱国奉献精神等。还有一些文艺作品回应时代，塑造出属于新时代的平凡英雄，如电视剧《山海情》中的脱贫攻坚基层干部马得福、电影《中国医生》中的“抗疫”英雄张竞予等。
广大文艺工作者应当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明确文化和文艺的使命责任，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把文艺创造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写在人民奋斗的征程中，把更多经典艺术形象留在人民心中。
（摘编自柳杨《新时代呼唤深入人心的文艺形象》，有删改）
材料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学艺术以形象取胜，经典文艺形象会成为一个时代文艺的重要标识。一切有追求、有本领的文艺工作者要塑造更多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的艺术形象，为时代留下令人难忘的艺术经典”。在文学创作中，艺术形象如何“典型”？
其一，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马克思强调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我们认知和判定典型人物的重要依据。
其二，艺术典型应当具有美学内涵和深刻人性。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任何事物，凡是我们在那里面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艺术形象要靠高尚的情感打动观众，要靠人性的魅力感染观众。文艺创作者要写出人物的精、气、神、韵。创作者自身没有感动，便无法创造出感动他人的艺术形象。
其三，典型形象的价值体现，有赖文化的积淀和创新发展。文艺工作者一方面要善于吸纳新资源、新方法，适应新时代、新生活，反映新形势、新气象，追求新目标、新高度；另一方面也要脚踏实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心用情用功、努力创作“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不断提升其艺术水准，涵养其经久不衰的艺术生命，向时代艺术的高峰不断前进。
（摘编自宋宝珍《以典型形象映现艺术的时代之光》，有删改）
扶贫剧《山海情》在一片好评声中收官。《山海情》讲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宁夏西海固的移民在国家扶贫政策的支持和兄弟省市的对口帮扶下，攻坚克难，将黄沙弥漫的“干沙滩”建设成为寸土寸金的“金沙滩”的故事。剧中男主角马德福从学校出来就投入到了移民工作中，为了兑现那句“塞上江南”的承诺，历尽风沙却不减风骨。“扶贫是干出来的，不是喊出来的”，这是贯穿《山海情》的一句真言。作品饱含生活气息的细节和充沛的情感，引起观众强烈的共鸣。
材料一
美学或艺术学，都离不开对于“美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探讨。
对于“美是什么”的探讨在以往的美学研究中一般更侧重于理性的、抽象的思考和归纳，而忽视感性的、直觉的体验和想象。美和道一样，是无形的，是抽象的，它不是具体的实相，而是感觉对于外物的体验，心灵对于世界的映现，是心物相合的结果。由于心物不是恒定的，无论是心或是物都是变化着的，这就决定了美的映现并不是恒定的，而需要恰当的时机和必要的条件。美既不在心，也不在物，而是心物感应的结果。如王阳明论“岩中花树”：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同样的事物对于不同人的意味是不一样的，就是同一事物在不同的时候对同一个人也是不一样的。诚如“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王勃《滕王阁诗》这句诗体现的正是年年岁岁乃至每时每刻的变化，宇宙间没有恒常不变的事物；“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张若虚《春江花月夜》这句诗中体现的是生命的倏忽易逝以及那不可挽回的时光，作为承载心灵的生命也不可能恒常不变。而恰恰在无常和多变中，心灵和外物在某一时刻的遭遇和互鉴，显现出了永恒的美。无论是“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还是“孤篇盖全唐”的《春江花月夜》都是美在艺术中的在场和呈现。
因此，我们可以说伟大的艺术可以照见美、确证美、表现美，让本来没有实相的美在可感的艺术中得以存现。也因此，我们可以说：艺术是美得以存现的精神化之客观物。美是艺术价值的永恒证词。没有任何一个事物可以完全等同于美，或者说没有一样事物是全美。美只是它自己，它既不是物也不是心，但是它可以在物也可以在心，它可以存现于物也可以存现于心，美通过心物相合向我们敞开其全部意义的同时，赋予人最充分人性化的生命体验。因为让美存现于心灵，是人性本能的追求。唯有在充分人性化的审美体验中，人才真正体验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才切实地感到自己不是低级的生命现象。
美存现和敞开的过程就是意象生成。美本身无形无象，但可以通过有形有象的事物，通过意象生成显示其自身。美通过心灵而得以显现，显现的具体形式就是心象，也就是意象。这就好比人的力量要显现，可以通过拳头，但我们不能说拳头就是力量，但没有拳头，力量就无从显现。力量之为力量，总要找到一个显现其自身的方式。对于美的理解和把握，仅仅依据知识性的、概念性的认知是有限的，仅仅依据理性和抽象的思维是无法把握的，无论是美的研究还是美的创造都离不开体验和亲证。“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美学研究和美的创造也如此，都不能得来于纸上，而是躬行亲证的结果。
(节选自顾春芳《美的存现和敞开就是意象生成》）
材料二
实用的态度以善为最高目的，科学的态度以真为最高目的，美感的态度以美为最高目的。在实用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偏在事物对于人的利害，心理活动偏重意志；在科学的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偏在事物间的互相关系，心理活动偏重抽象的思考；在美感的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专在事物本身的形象，心理活动偏重直觉。真善美都是人所定的价值，不是事物所本有的特质。离开人的观点而言，事物都浑然无别，善恶、真伪、美丑就漫无意义。真善美都含有若干主观的成分。
就“用”字的狭义说，美是最没有用处的。美的事物如诗文、图画、雕刻、音乐等等都是寒不可以为衣，饥不可以为食的。然则我们又何必来讲美呢？人性本来是多方的，需要也是多方的。真善美三者俱备才可以算是完全的人。人性中本有饮食欲，渴而无所饮，饥而无所食，固然是一种缺乏；人性中本有求知欲而没有科学的活动，本有美的嗜好而没有美感的活动，也未始不是一种缺乏。真和美的需要也是人生中的一种饥渴——精神上的饥渴。
人所以异于其他动物的就是于饮食男女之外还有更高尚的企求，美就是其中之一。
是壶就可以贮茶，何必又求它形式、花样、颜色都要好看呢？吃饱了饭就可以睡觉，何必又呕心血去作诗、画画、奏乐呢？“生命”是与“活动”同义的，活动愈自由，生命也就愈有意义。人的实用的活动全是有所为而为，是受环境需要限制的；人的美感的活动全是无所为而为，是环境不需要他活动而他自己愿意去活动的。在有所为而为的活动中，人是环境需要的奴隶；在无所为而为的活动中，人是自己心灵的主宰。这是单就人说，就物说呢，在实用的和科学的世界中，事物都借着和其他事物发生关系而得到意义，到了孤立绝缘时就都没有意义；但是在美感世界中它却能孤立绝缘，却能在本身现出价值。
照这样看，我们可以说，美是事物的最有价值的一面，美感的经验是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一面。
(节选自朱光潜《谈美》）
材料一：
中国古典戏曲有着独特的美育范式，戏曲舞台上表现出来的声腔和形象，因可愉悦感官心灵，又能感化人心而彰显出重要的美育价值。勃兴于元明的古典戏曲几经历史演化，逐渐形成并突出了两种美育功能；和心悦性之“陶情”与礼乐教化之“风教”。
“陶情”是古典戏曲美育传统的主题之一。戏曲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艺术表演形式，经过高度提炼后，在戏曲舞台上呈现出华丽的角色造型、精彩的“唱念做打”和曲折的戏曲冲突，无不激发观众看戏、听戏和品戏的兴趣，促成他们在感官继而在心理层面产生基于审美共识的情感共鸣。在创作与鉴赏的相互依存关系中，戏曲和心悦性的美学价值被强调，并将戏曲的情感力量化作“以美育人”的媒介，完成了古典戏曲美育的审关实践。“凤救”也是古典戏曲关育功用的休现。古典戏曲于内容上秉承了“兴观群怨”“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从而在基调上确定了“厚人伦，美风化”的美育宗旨。劝善惩恶、辨明是非、弘扬忠孝等，皆是古典戏曲呈现“教化”意义的美育主题。以“美风化”为文化革命，古典戏曲也完成了“劝使为善，诫使勿恶”的德育实践。
通过文本呈现、声律传唱以及舞台传播，古典戏曲借“陶情”与“风教”功用，提供了一个理解戏曲审美文化的模本，使得以情动人、以理服人的美育范式在当代文化语境下能够得以延续。
戏曲承载教化意义的天然功利性能够被持续性地激活潜藏能量，主要源于因变则通、因通则久，在通与变并行的演进逻辑中，持续绽放着艺术魅力。通者，指千古不变之精神传统。古典戏曲中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各类剧目中至今仍蕴含的讲仁爱、守诚信、崇正义之时代价值，一直以来都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源，也是国人生成并坚定文化自信心的理论基石之一。变者，指依时代语境而适时更新的美育内涵。基于映射不同时代民族精神的问题意识，古典戏曲的美育内涵也相应地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封建王朝时期，戏曲美育的路径选择是高台教化。在抵抗外辱和寻求民族出路的抗争时代，戏曲美育观则立足思想启蒙广场扬启蒙”与“救亡”精神。20世纪80年代以降，以曲美育的要目标已经被提升为追求戏曲的艺术美，尤为注重传承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进入数字化时代，如何利用新媒介的影响力，让古典戏曲走进课堂、走向大众，弘扬并传播其艺术魅力，又成为当前戏曲美育的重要课题。
戏曲美育如何通过弘扬民族文化使命的合法性，在新的时代语境里焕发新的生机？通过“回头看”，我们可以从戏曲文化的积淀和传承中获得文化自信，但最根本的美育任务，还在于“向前看”，即植根传统而在成就上总结。在总结上批判，在批判上创新，以适应新时代中国文化美育体系建构的需要。简单地说，“回头看”和“向前看”分别指向古典戏曲的自信与创新问题。
古典戏曲流传下来大量经典作品，作为一种民族文化基因的延续，保护和传承这些经典戏曲作品，一则可明确与坚定戏曲文化自信的方向，二则可凸显传统伦理价值观，恢复泛审美时代日益消融的人文精神，从而承担起育新人、展形象的美育使命。当今社会，考量并重估经典戏曲作品的当代价值，还应具有反思意识，充分考虑到戏曲美育传统能否被容纳进新经验中进行传递，过去的现实关怀能否在这个时代引发共鸣等现实问题。在经典作品既往道德评判的价值标准上融入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正是“文化自信”命题提出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需求。
(摘编自刘玲华《文化自信与古典戏曲美育观的理论重构》）
材料二：
传统戏曲的现代转化也许可以类比汉赋到唐诗，唐诗到宋词，宋词到元曲，虽然每个时代都有属于那个时代的文学高峰，但是各个时代之间又有一种文化精神的血脉流淌始终。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戏曲”是否也有可能转化为具有当下审美品格的“现代戏曲”呢？历史地看，无论文学艺术的哪一个门类，转化就是发展，创新就是继承。形态有变，基因永恒。
我们在强调文化自信的同时，还应该强调文化自省。自信是底气、是根基；自省是扬弃、是创新。在社会形态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信息文明转变之际，提炼于过去生活生产方式与情感交流方式的传统戏曲，不可避免地遇到了难以突破的瓶颈，突破这一瓶颈不是简单地批评时代、抵制创新，而是在承认传统戏曲程式系统于表现现代生活方面存在局限性的同时，想方设法完成创作思维的转变，通过实践，实现中华戏曲艺术发展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古典音乐可以转化为现代音乐，古典舞蹈可以转化为现代舞蹈，西方的古典歌剧可以催生出现代音乐剧，中国传统戏曲也有可能孕育由现代戏曲。
(摘编自罗怀素《文化自信与传统戏曲的现代转化》）
材料一：
一个传统节日，就是一杯岁月的陈酿，也是沉淀着厚厚文化土层的历史河床。端午节，吃粽子只是其中内容之一，它更是除秽驱病的卫生节，也是诗人节、运动节、女儿节，除了吃粽子，还要挂菖蒲、赛龙舟、祭屈原。传统中，在端午这天女儿回娘家探亲，家人喝雄黄酒，备艾叶、菖蒲和大蒜，比武、击球、荡秋千，给小孩涂雄黄、戴香囊……祛病消灾、祭祀祈福、回家团圆、强身健体，千百年来，我们的祖先从这些美好的生活愿望出发，为端午节创造出许许多多美丽动人的习俗，这是应该继承的文化财富。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端午节民俗起源说法众多，但屈原无疑是端午节最醒目的文化符号。每逢端午，人们仿佛总是能穿越时空，遇见这位行吟泽畔的大文豪。他的爱国情怀、高洁志向、执着刚毅，穿越时间仍然在现代人心中激起巨大回响。文化是端午节的灵魂，在这一天，正可以重温时间的厚重、文化的韵味，筑牢民族精神与家国情怀。
节日的真意，常常需要依托于生活的体验来领悟。有词人写道，“虎符缠臂，佳节又端午。门前艾蒲青翠，天淡纸鸢舞”，端午节要在胳膊上缠一个虎符，还要出门放风筝。诗人陆游也很有雅兴，“粽包分两髻，艾束著危冠”，包完粽子以后，头上还插了艾草。这些小细节，让日常的生活有了更多仪式感，也因此让端午节增添了更多雅趣，让人体会到其中天人和谐的态度与美感。
（李思辉《在端午品味文化的芳香》）
材料二：
从2021年春节起，河南电视台又一次凭借节庆晚会“出圈”：河南春晚中俏皮可爱的唐宫小姐姐娇憨奔赴《唐宫夜宴》、《元宵奇妙夜》晚会中舞蹈演员们在洛阳明堂摇曳生姿的舞剧《芙蓉池》、《清明奇妙游》晚会中的《纸扇书生》传达了儒释道的精神风貌、《端午奇妙游》晚会中“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水下舞蹈《洛神水赋》、《七夕奇妙游》晚会在“中国石刻艺术最高峰”的洛阳龙门石窟实景拍摄的舞蹈《龙门金刚》等等，收视率与口碑一路爆棚。元宵节至重阳节期间，每一场晚会的主题、内容、表演和形式都各不相同，有的以二次元动漫的形式串联起贴合主题的歌曲舞剧，有的以“网剧＋网综”形式从剧情中把节目内涵延伸出来。在当前各类电视晚会节目同质化严重的背景下，河南卫视创作的“奇妙游”系列更显得新奇珍贵和稀有。
河南卫视文化节目的成功，并不是生硬地将传统文化披上现代高科技的“外壳”。《端午奇妙游》晚会总导演陈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无论是AI、VR的科技赋能，网剧、网综的形式革新，还是联名、跨界的‘破圈’，都不可能成为某一个文化创作机构的独门武器，也不会是永远有效、百试不爽的‘灵丹妙药’”。“河南卫视以其自信的认知与开放的心态，充分调动了黄河文化5000年的文化底蕴，坚定地传递着中国人坚韧不拔、温润如玉的民族精神。河南卫视从传统文化内涵出发，以充分的诚意和耐心，将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意象，通过中原文化的视角，由内而外地呈现给观众，让优秀的传统文化得到了时代的抒发，并最终赢得了受众情感和文化的共鸣。
《端午奇妙游》晚会播出期间，#端午五彩洛神惊艳演绎水下飞天#微博话题收获了4.3亿阅读量，讨论量窜升至34.9万，该话题涉及的出圈节目水下舞蹈《祈》的其他相关话题也在短时间内多次出现在微博热搜榜。
使用word cloud绘制成词云图（如下图），节目的受众反馈词云图中突出的词除了有“唐宫”“文化”“洛神”等，还有尤为突出的“周深”“思念”“颂歌”等等。
（朱颜《河南卫视“奇妙游”传统节日晚会的创新策略研究》）
材料三：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传统节日仪式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节日的文化内涵渐渐不为人所重视。今天，在物质生活已经比较富足的情况下，人们更加注重在感情上相互倾诉、回应彼此的心理和精神需求，追求节日所带来的幸福感、愉悦感。一些喜欢过西方节日的人，往往只是想在欢快、温馨的气氛中表达自己美好的情感。这就启示我们，要充分挖掘传统节日文化内涵中的“情感”元素，让人们在节日的氛围里心存敬畏、体验传统、享受亲情、告慰祖先，在感受舒心与祥和的同时，寄托美好的希望与祝福。
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思想、智慧存在于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中，传统节日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代表。因此，要重视对传统节日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核的挖掘、整理，让传统节日逐渐与现代社会的审美需求相融合，使之符合现代社会的价值标准。否则，节日就成为没有意义的空洞符号，不可能行之久远、世代相传。
中国是礼仪之邦，仪式表达着中国人对事物重要性、价值性的认同，没有仪式感的节日难以让人们对节日产生心理上的认同和依从，而仪式本身又是让人参与进来的重要方式。一系列依次展开的程序，代表着节日文化内涵的逐层展示，也是让心灵参与其中审美的过程。在这样一套看似繁琐的仪式里，人们的情感得到表达和宣泄，节日的文化内涵和意义也得到彰显和传承。
（范如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核》）
材料一：
在中国近现代语文教育史上，有这样一批教育家，不囿于一隅，在其当时所处的历史壁垒中不断变革创新，引领着语文教育的发展，让语文教育向前迈出了一步又一步。
如夏丏尊。夏丏尊在语文教育领域奋斗了将近二十年，创造性地提出了“国文教学法”，在教法和学法上都颇有建树，是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拓荒者和奠基人。夏丏尊语文教育思想的核心是“以学生为本”，他从全方位教育的角度出发，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能力，发展学生完善的修养和人格。
如叶圣陶。叶圣陶认为“教是为了达到不教”，教师之为教，重在诱导，而不在于全盘授予，教的最终目的是使学生自己掌握学习的方法，能够达到不需要教的境界。叶圣陶认为培养学生的好习惯是整个教育的本质，他在《论中学国文课程的改订》中说：“教育的本质原来如此，养成能力，养成习惯，使学生终身以之。”
如朱自清。朱自清的语文教育思想博大精深，他认为教育者须有坚贞信仰与健全人格，教育是目的，而非手段。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的人，而教育者的人生理想，应该超乎功利，教育者不但要做一个能干、有用的人，并且要正直、坦白、敢作敢为、以身作则。朱自清认为教学与训育应该并重，“为学与做人，如人的两足应当一样长一般”，学生在学校既要学知识，也要学做人。
（摘编自周丹《这些语文教育大师的思想，值得被传承》）
材料二：
朱自清不仅是中国现代散文领域里成就很高的作家，他还是现代中国一位出色的语文教育家。从他众多的教育论著中，可以明显看出他的语文教育思想自成体系。
他在《古文学的欣赏》一文中相当独特地提出了语文教育的两项目的：一是选读古书，了解、认识和接受本国固有文化；二是以欣赏作为情感的操练，设身处地地欣赏古文学，弄清古文学的立场，或扬弃或清算，培养欣赏力和批判力。
朱自清把语文教育的远大目标确定在了解本国固有的灿烂文化，加强民族意识，这种观念显然区别于“语文教育就是讲授语文知识使学生语文成绩考试合格”，或者“语文教育就是一种解析作家作品和语言现象的学术研究”的一般观念。朱自清这种对语文教育目的的崭新揭示，让我们感觉到他的一种具有特定意义的对于前人的跨越。他还认为：中国虽然需要现代化，但是中国的现代化，得先知道自己的固有文化才成。在他看来，本国固有文化遗产不仅是语文教育必须把握的一个重要目的，而且也是中国奔向未来的一个重要依据。在这方面，朱自清把语文教育独特地理解为一种继承文化遗产弘扬民族精神的特殊行为，这显然体现了他个人的特色。
朱自清所主张的“了解本国固有文化”是指津津有味地接受古文学的篇章字句、语体、词汇、风格和技巧，设身处地地接受古代作家的写作态度、喜怒哀乐爱恶欲。他认为语文教育最主要的目的是借助对古文学的了解来帮助青年人信古、学古。朱自清认为无论古今人物、人情总还有不相远的地方，人类的喜怒哀乐爱恶欲可以跨越历史的长河彼此相互伸展，以此达到青年读者与中国固有文化思想精神的相互融合。
另一方面，朱自清又提出语文教育的另一重要目的就是让学生接受文学，培养欣赏力，培养批判力。他说：“接受文学，我们有我们的立场。得弄清楚自己的立场，再弄清楚古文学的立场。所谓知己知彼，然后才能分别出哪些是该扬弃的，哪些是该保留的……自己有立场，却并不妨碍了解或认识古文学，因为一面可以设身处地为古人着想，一面还是可以回到自己立场上批判的。……这‘设身处地’是欣赏的关键，也就是所谓‘感情移入’。”这段话今天看来似乎相当普通，但其体会切身，因而其意义也就不同寻常。它指出了欣赏文学作品的首要问题是解决立场，不能将作品的立场和读者阅读时自我的立场混为一谈。
这里清楚地说明以坚定的立场和批判力对待文学是培养学生欣赏文学能力的第一要义。这种说法反映出欣赏能力培植的关键又在于对作品的感情移入，即设身处地地体味原来作家作品的喜怒哀乐。这样特殊的意义，理应真正深刻地通过语文教育的课堂介绍给自己的学生，让这些体现中国最主要的文化历史内涵的作品从培养学生的欣赏力、批判力的角度出发给学生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倘若真正着眼于发掘学生欣赏文学的能力，那么朱自清的这些见解是颇为崭新的。
朱自清实际上以此发出了语文教育之目的在于了解本国固有文化之先声，并深刻认识到提高学生欣赏文学的能力与语文教育的紧密联系。他认为，语文教育必须以了解本国固有文化为基础，最终使学生达到能够欣赏文学的目的，“了解与欣赏”构成了朱自清语文教育目的论的中心内容。
（摘编自宾恩海《朱自清语文教育思想初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