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材料二：商埠区专门成立商埠总局，负责商埠之管理，旧城仍由历城县管理，形成“一城两制”的管理模式。商埠区的道路建设形成了经纬纵横的棋盘式格局，修建了排水设施，市内汽车交通、供水、消防、环卫、公园、体育场、茶园、电影院等社会事业与公共设施得到了逐步完善。随着市政建设大规模铺开，制度日趋健全，投资环境显著改善，大批资本涌入。20世纪30年代，济南有137家工厂，已初步形成现代工业体系。
——摘编自田阳《济南开埠：晚清城市现代化转型的典范》
材料一：孔子将西周礼乐教化的伦理内容扩大到人伦关系的各个方面，提出“有教无类”的全民教育思想；将西周以来礼乐演变的主流由礼乐政治化转向为礼乐的伦理化。在礼乐的长期潜移默化下，将社会所赋予的这种人之应然言行内化为道德伦理的自觉意识乃至伦理习性的自然养成；“礼”最终达成浑然一体的人之本然的道德伦理情感的“仁”。
——摘编自闫春新《＜论语＞礼乐思想新探》
材料二：儒法两家思想都有不足，只有儒法融合发展，才能克服彼此缺陷。如果没有法家，儒家不能完成结构化和组织化，无法实现对基层社会的动员，无法在大争之世自我强化。但如果没有儒家，法家将变成僵化的制度，其威权体系只是完全标准化、垂直化、同质化的执行体系，而儒家则有灵活、包容性的调节空间。经过秦朝速亡的教训，汉初实行黄老思想，汉武帝时董仲舒对儒法融合改造，提出德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治国策略，礼法文明开始取代礼乐文明占主导地位。
——摘编自潘岳《战国与希腊：中西方的“文化隔阂”源于哪里？》
材料：1945年8月8日，苏、美、英、法四国代表经过谈判，在伦敦正式缔结了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首要战犯的协定》（简称《伦敦协定》），并通过了《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根据四大国协商，决定在德国的纽伦堡组成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德国首要战犯进行审判，起诉书起诉希特勒的主要同伙赫尔曼•戈林等24名纳粹政权的主要人物及德国内阁等集团或组织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及共谋罪。在欧洲盟国探讨惩办德国战争罪犯的同时，以美国为首的盟国也开始认真研讨对日处理及战后的对日政策，其中审判日本主要战犯是其重要内容之一，根据日本投降书及1945年12月26日美、英、苏莫斯科会议的授权，并征得中国同意，1946年1月19日，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公布了《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特别通告第一号》，宣布根据盟国惩治战犯的一系列共同宣言、《波茨坦公告》中惩办战犯的条款及《日本投降书》，并经盟国授权、发布命令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同日还公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规定法庭将以破坏和平罪、反人类罪和普通战争罪控告日本战争罪犯。
——宋志勇：《纽伦堡审判与东京审判之比较》请回答：
材料一：本志（《新青年》，下同）经过三年，发行已满三十册；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本志同人，实在是惭愧得很；对于吾国革新的希望，不禁抱了无限悲观。……
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1919年1月《新青年》6卷1号
材料二：陈独秀先生为《新青年》所写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那篇文章的时候，他说《新青年》犯了两大“罪案”，第一是拥护“赛先生”；第二是拥护“德先生”。……不幸的是，当陈氏在后来遇见了苏联共产党的“秘密代表”之时，这些名词就真的被曲解了。他们告诉陈君说，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才是真正的“民主”。老的民主根本不成其为民主，因为那只是“布尔乔亚（ bourgeoisie，中产阶级）”的民主。只有“布尔什维克党人”（Bolsheviks）所推行的所向往的新的民主，才是人民大众和“普罗阶级”（proletariat，无产阶级）的民主。因此“科学”和“民主”，在这里又有了新的意义了。
——《胡适口述自传》
提取材料信息，说明上述材料对研究民国初期社会有哪些史料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