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高考语文全国乙卷真题变式·分层精准练：第2题

我们对脚下的世界所知甚少。晴朗无云的夜晚，你仰头望天，可以看到数万亿英里外的星星发出的光芒，小行星在月球表面撞击出的陨石坑也清晰可见。而低下头，你看到的只有柏油路和自己的脚指头。仅仅下到距地面十码，我就觉得已远离人世间，这里，最初在古海洋大陆架上形成的石灰岩层闪闪发光，我看得入了迷。地下世界牢牢保守着它的秘密。直到最近二十年，生态学家才追踪到林地土壤中的真菌网络。这些真菌将单独的树木连成了彼此联通的森林，这一活动已经持续了数亿年。2013年，在中国重庆发现了一个拥有独立天气系统的洞穴网络：大团的水汽在巨大的中央洞穴中聚集，冰冷的尘雾如云层般在远处阳光的洞室中飘荡。在意大利北部一千英尺的地下，我沿着绳索滑到了一个空旷的圆形石室，满地都是黑色的沙堆，地下河从中横贯而过。踩在沙堆上，就像穿行在漆黑星球上的无风沙漠中。为什么要往地下去？这样做完全是反本能的，既违背理性的意愿，恐怕也少有人会心生向往。特意把一件东西埋入地下，大都出于某种隐蔽的目的，而从地下取回一件东西，无一例外是需要花费一番功夫的。但是现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理解地下的世界，乔治·佩雷克在《空间物种》中写道：“努力让自己把目光放平吧，”而我想反驳：“努力让自己把目光投得更深吧。”对于人类栖居的这个具有深度的世界，“水平视野”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目前处于人类世，这个世代见证了全球范围的、令人恐惧的巨大变化，本应一直被埋藏的东西自行露出了地面，让我们无法再忽视，那种强烈的侵入感令人愕然。在东西伯利亚的森林里，一个巨型坑洞在不断软化的土地上张开了血盆大口，它吞下数以万计的树木，袒露出已有二十万年历史的地层，当地的雅库特人称它为“地下世界入口”，在英国，近年来的酷暑使得古代建筑遗迹纷纷闯进人们的视野——罗马时期的观测塔、新石器时代的围墙……陆续被揭开面纱，就像大地上的麦田怪圈，从空中俯瞰即可辨认，格陵兰岛西北部，冷战时期的一个导弹基地在五十年前被封在冰盖下，如今它即将重见天日，里面储存着数十万加仑的化学污染物。考古学家波拉·佩图尔斯多蒂尔写道：“问题不在于地层中埋藏着那些东西，而在于它们非常持久，比我们的寿命更久，而且有朝一日会裹挟着我们从未意识到的巨大力量卷土重来。它们就像是‘沉睡的巨人’，从‘深时’的睡眠中被唤醒。”“深时”是地下世界的纪年，深时就是地球那令人眩晕的漫长历史——时间从当下向前向后无尽延展。深时的计量方式让人类显得微不足道，它的计量单位是“世”和“宙”，而不是“分”和“年”。它的载体是岩石，冰川、钟乳石、海床沉积物和漂移的地壳板块。深时通向过去也通往未来，五十亿年后，随着太阳能量的耗尽，地球也会落入黑暗，我们正踮着脚站在边缘处。我们要警惕那种逆来顺受的思维，实际上恰恰相反，深时应当是一种更加激进的视角，促使我们采取行动，而不是变得无动于衷。理解深时可以敦促我们思考：自己眼下的所作所为，会给我们身后的生命乃至活世留下什么？用深时的视角来看，我们原本认为恒久不变的东西便有了生命。万物的欢乐跃入我们的眼睛和头脑，世界再一次变得丰富离奇、充满生机。冰川有了呼吸，岩层有了潮汐，山脉经历若蜷缩与伸展，石头有了跳动的脉搏。我们栖居的地球，生生不息。

(摘编自罗伯特·麦克法伦《深时之旅》，王如菲译)

材料一：

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在城市发展史上，不同时代累积下来的牌坊、院落、街道、老民居等文化遗产构成了城市文明的基本形态。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不仅是活着的传统，更是代表城市独特性的历史文脉。保护、传承、利用好文化遗产，有利于激活城市活力、塑造城市品牌、增加城市魅力。城市是一个活态的生命体，需要不断更新。可城市更新又面临着诸多悖论，比如大拆大建和不当的整治更新会导致老城风貌消失；若将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街区封存固化，又会使其失去活力和使用价值。保护文化遗产既不能进行大规模改造，也不能将文化遗产封存固化，而应采取一种渐进的、由点及面的城市更新方式。具体而言，应遵循最小干预原则和最大隐蔽原则，在保护城市整体历史风貌的前提下，对老城进行必要的小尺度提升性改造，针对基础设施进行活态化改造，按照“点（文化遗产建筑）、线（历史文化街区）、面（活态城市空间）”的顺序进行老城更新。

文化是文化遗产及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利用中尤其要注意的因素。城市更新改造时，“被保留”的文化不应仅仅作为一种静态化修辞的“建筑”而存在。要想让文化遗产成为活的文化，不能对文化遗产进行博物馆式的保护，而必须依托人进行活态传承，即在百姓日常生活中进行自然传承，以“政府引导、企业运营”的方式，激发社区居民的文化自觉，对特定的文化空间进行微改造，如增设社区美术馆、创意书店、生态绿地等，以实现文化遗产、历史文化街区与百姓生活的活态融合。

作家冯骥才在描述对历史名城巴黎的观感时曾说，巴黎的卢浮宫、凯旋门和圣母院等，只是“历史的几个耀眼的顶级的象征”，而巴黎真正的历史感则表现在城中一片片的老街和老屋中，因为这些昔习的空间中有活生生的历史，有血有肉，生动而真实。

因此，在探索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过程中，不仅要从保护文物的角度、追寻历史的角度、艺术审美的角度去操作，还要从关爱人、体谅人的角度出发，关心当下居住在历史街区中的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尽可能地延续历史街区原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态，建立诸如“老北京文化活态博物馆”等以居住为主要形态的社区，使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街区不再是死气沉沉的硬件展示。

活化利用文化遗产就要通过文化遗产增加社会互动、突破传播的时空限制、建构新的传播模式。文化遗产的数字化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有效手段。文化遗产的价值脱离不了其原本的社会体系，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播中，不仅要关注媒介对文化遗产器物层面的信息呈现与符号表达，更应利用新媒介的化播优势阐释文化遗产的符号所指和意涵。文化遗产传播是文化遗产价值增值的过程。因此，不能将文化遗产作为一个存量看待，例如将文化遗产看成文物、遗物、不动物、过时物等，而应将其看成动态的流量——随着多媒体、互联网、AR（增强现实）、VR（虚拟现实）等技术在文化领域的运川，文化遗产的感染力、传播力、影响力将得到空前增强。

总的来看，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活化利用文化遗产，不仅能带来经济效益，也能产生社会效益，还具有凸显城市文化特色的文化效益，更能提升城市的魅力和国际影响力，更能增强文化自信。

（摘编自于小植《在城市更新中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材料二：

有着2800余年历史的平遥古城，宛若一幅行走的画卷，呈现出“明清时期汉民族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万千气象。古城内，大街小巷纵横，300余处文物、近3800座古民居错落其间，相映生辉。1997年，平遥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自此，平遥有了世界坐标，中华血脉绵延未来。

古城南街窑门巷12号，历经300余年岁月，迎来了“逆生长”。政府出资6.7万元，将破损严重的地方修好，把西边倾斜的小二楼扶正。近10年间，平遥古城先后投入1500余万元财政资金修缮了104处院落。这些保存完好的明清民居挂上了“历史建筑”的标牌。

“80后”肖旭是土生土长的平遥人，在外从事文创产业多年，返回故里专事汉服研究与旅拍，复原了双林寺“供养人”服饰，少女们身穿这样的服饰在古城徜徉，“活起来”的文物走进更多年轻人的世界。像这样返乡创业的还有很多，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平遥漆器产业不断发展，“国礼”品牌快速发展……

走过2800余年，古城依然有着蓬勃生命力，至今，在这里还居住着4.2万城市居民。近年来，当地政府在开发旅游的同时，高度重视百姓生活。平遥人也为保护古城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平遥古城基本保持了明清时期的历史样貌。

山西省政府下发文件，规划建设平遥非遗数字展示馆，打造中国文化遗产传承弘扬展示示范区，并将之发扬光大、推向世界。平遥古城历久弥新，未来可期。

（摘编自李倩倩、侯琎《山西平遥古城：守护千年今又芳华》)

材料一：

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曲折起伏，各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程充满艰辛。当今世界，多重挑战和危机交织叠加，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发展鸿沟不断拉大，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冷战思维阴魂不散，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又一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

两极分化还是共同富裕？物质至上还是物质精神协调发展？竭泽而渔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零和博弈还是合作共赢？照抄照搬别国模式还是立足自身国情自主发展？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面对这一系列的现代化之问，政党作为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有责任作出回答。在这里，我愿谈几点看法。

我们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进现代化最坚实的根基、最深厚的力量。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现代化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行得稳，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政党要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顺应人民对文明进步的渴望，努力实现物质富裕、政治清明、精神富足、社会安定、生态宜人.让现代化更好回应人民各方面诉求和多层次需要，既增进当代人福祉，又保障子孙后代权益，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我们要秉持独立自主原则，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现代化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品”，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不能搞简单的千篇一律、“复制粘贴”。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立足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什么样的现代化最适合自己，本国人民最有发言权。发展中国家有权利也有能力基于自身国情自主探索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之路。要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尊重和支持各国人民对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共同绘就百花齐放的人类社会现代化新图景。

(摘自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

材料二：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指明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与方向，破解了现代化等于西方现代化的唯一性幻觉。

任何话语体系的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物质世界的实践。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生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中，是实践在思想理论层面上的外化表征形式。它以系统化、理论化、科学化的话语阐释伟大实践进程中取得的成就、遇到的问题和未来的发展，将其外化呈现在大众日常生活中，从而为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成果提供理论层面的话语保障。

社会成员不会天然对某个政治思想具有认同感与信任感，共识合法性的建构必须在成员中进行话语的输出与沟通，只有“社会成员基于某种价值信仰而对政治统治正当性所表示的认可”，才能动员起最广泛的群众力量。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必须通过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汇聚全社会的奋斗共识，引导个体认知国家的奋斗目标。如果社会个体无法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形成清晰而全面的认知，就很容易对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产生怀疑甚至持否定态度。

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在物质生产资料方面的支配权，控制着国际舆论传播的主导权。“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但在话语权意识、话语体系建构上并未取得可与现代化建设成就等量齐观的成果和地位。”如果国际社会无法全面客观理性地了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抹黑、歪曲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片面甚至失实的论调就极易得到传播。国际舆论斗争变得越来越复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因此，必须加快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并加以传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遭遇着虚假舆论和话语陷阱的挑战，他们不相信“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不靠掠夺与战争的和平发展道路。因此，话语体系的建构就具有了迫切必要性。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不是自说自话，而是用中国实践建构中国话语，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摘编自艾四林、陈钿莹《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的三重维度》)

材料一：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出自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的《定盒文集·续集·尊史》。历史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的真实记录，得失的总结，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所以，“出乎史，入乎道”，要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必须返回历史中去把握。

在历史中把握大道，①_________________。文化凝聚了一个民族的最根本的东西，是一个民族历史的载体。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文明没有中断过的国家，我国的历史文化资源之丰富在全球范围内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诸子百家的思想、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多种文化形式，在世界文化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中华传统文化强调和谐共生，天地涵养万物，同生共存；追求和而不同，与邻国的关系处理上讲究“协和万邦”，强调君子慎独、自强不息等。现今世界中，在重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达到自然环境与人类的和谐统一、解决国际冲突等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显示出了超强的整合价值，其和谐、合作的优势，更能发挥包容、平衡的作用。

在历史中把握大道，②_________________。中国共产党一路带领中国人民艰苦斗争，从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到富有创造性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从开启改革开放伟大进程到创造新时代伟大成就，真正让全体中华儿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共享幸福和荣光。在这个过程中孕育出的以伟大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人优秀品质的象征。历史自觉与文化自信正是源于党的百年奋斗的成功实践以及这一过程中焕发出的精神气概。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深层次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第一次实现了大国和平发展，这背后是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的酝酿成长--这种文明不再以争夺、战争、消灭、殖民作为国家间的竞争模式，而是以相互合作、共同发展为根基，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而且为人类文明提供了具有超越性的方案，必将在当下及未来彰显出更大的内驱力和凝聚力。对这种未来性怀有自信和自觉，正是我们学习、把握历史的意义。

（摘编自师英杰《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材料二：

“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一语出自宋代学者曾巩所撰的《南齐书目录序》。以古视今，不难发现古代深厚博大的史学积累为当代中国文明历史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传统资源，需要进一步挖掘、汲取、品味与借鉴。

举其大且要者，中国史学致用传统有三个特质。其一，求“大”。南宋朱熹曾言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意味着研读历史首先要立意高远，关怀宏大。无论治史还是治国，皆须从变动不居的历史进程中探寻时代之大趋势、大方向，提炼大命题，把握大脉动。如司马迁修《史记》，时间纵贯三千年，空间横跨数万里，人物遍布全阶层，体倒覆盖各类型，大构思方成就大手笔，无怪乎清代学者赵翼道：“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对比当前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其涉及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毫无疑问是至为关键的课题。

其二，贵“通”。先立其大，再贯乎通。具体而言，所谓“通”，首先要“博通”，即大量搜辑考察各类尤其一手材料或原始遗迹，为深入研究奠定坚实基础；其次要“贯通”，即综合研究有关材料或遗迹，通过归纳概括引出结论；再次为“通识”，即注重在综合贯通中求得更全面深刻的认识；最终实现“会通”，既把天、地、人作为整体，又将天道、地道、人道联系起来，反映出中华民族特有的历史思维与整体意识。这种思维意识对中华文明探源过程启示很大。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绝非一人、一学科、一团队、一时代之事，迫切需要加强统筹规划和科学布局，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久久为功，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

其三，崇“德”。可大可通，于是历史自然显露出德之光辉，我们的文明亦因之可亲可久。对待人类的文明历史，要能不抱偏见，不做武断，不凭主观，不谋私利，不求速达，这样我们那些最为珍贵的精神内核和思想精髓才能如玉石般温润可亲，似高山般坚韧可久。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这提示我们在进行中国文明历史研究中注重揭示与阐释自身优秀的思想元素和文化基因，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求其大者，贵其通识，崇尚德性，在蓬勃发展的中国文明历史研究中展现既有史学传统之重光，并赋予其新意，这正是“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的深厚意蕴所在。

（摘编自王学斌《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

材料一：

仅仅凭历史学家在研究工作中离不开时间这一事实，还不足以断言历史学就是时间的科 学。只有当我们认识到，不论在历史学者身上，还是在历史研究的对象、方法和手段上，时 间在历史研究过程中无处不在的时候，历史学才真正称得上是时间的科学。

社会中的任何存在都是历史性的存在，这为历史研究规定了时间界限。历史学研究人类文明的演变，文明有起源，仅就此而言，历史必然有一个时间上的开端。同时，自有人类以 来，世界上有无数的文明起起落落，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列举了21个具有文明发展过程的社会，而在他那个时代，已知的原始社会的数量已经超过了650个。因此，凡历史性的存在，都有一个时间的终点。不论是文明，还是更加具体的历史事件和进程，在时间上都有 开端和终结，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就意味着时间。所以，历史年代学就成为历史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辅助学科，它的作用就是把历史事件根据一定的时间顺序排列起来。目前流行的公元纪年方法，是在中世纪到近代初期逐渐地创立、完善和推广的。有了这样一种方法，历史上所发生的事件都可以井井有条地被安放在这条可以向前和向后无限伸展的时间之线上。而且，世界上不同地方在其曾经使用过的各种纪年法上的历史事件，都可以转换到这一线性的 时序中。

这种以数字标记的线性时间．，看起来客观、中性，其实不然。虽然每个以数字表现出来的年代，原本并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当历史学家在这些年代上开始编排历史事件的时候，这些年代就被赋予一定的意义。例如，476年，是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年，这在西方的历史上 具有特殊的意义；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这一年被认为对近代历史发展有深远意义。这种被赋予了重要意义的年代，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几乎到处存在。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的 选择和倾向性，使一些数字化的时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历史时间承载着意义这一事实说明，历史学家根据自己的价值观给历史时间确定性质，历史上的年代标记、时代和时期的划 分，是历史学家有意识的活动所引起的结果。

（摘自俞金尧《历史学：时间的科学》）

材料二：

在欧洲，有人曾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历史学家的时间是否不是连续时间，而是“分段． 时间．”？

这可能是一种偏见。的确，单纯的纪年法，比如奥林匹克纪年或者公元纪年，都没有在中国自发产生。中国以朝代和统治纪年，自公元前140年左右以来朝代中又有年号。但中国的历史学家又想出了一套关于王朝合法性的融贯的“单轨．”理论．，努力把同时代的小王朝、王国和蛮族的纪年法与所采用的主要时间标度关联起来。年代学领域的天文学家刘義叟在他的《刘氏辑历》中确认了干支周期、闰月、冬至夏至等，体现了其“长术”（调和长期数据 之术）的成果。

此外，中国的历史编纂绝不限于朝代史的框架，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形式的“通史”发展起来，以处理包括若干个朝代兴亡在内的长时间历史。司马迁本人为通史的写作树立了典范，因为他的《史记》从远古一直讲到公元前100年左右的西汉时代，但他并没有提出很多理论来讨论历史学家的工作。从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开始，历史哲学才得到了精彩 的研究。《史通》是世界上第一部讨论历史编纂方法的著作，很值得与八个半世纪以后的欧洲史学先驱博丹和拉波普利尼埃尔的著作相比较。刘知几的儿子刘秩与另一位唐代学者杜佑 发明了一种全面的新型制度通史，刘秩作了《政典》，杜佑作了著名的《通典》。但直到1322年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出版，这种类型的著作才达到高峰。

司马光于1084年主持完成了中国最伟大的通史著作——《资治通鉴》，由此书又产生了另一种体裁，即“纪事本末”。1190年左右，袁枢考虑到《资治通鉴》材料过于庞杂，遂选出239个论题，在其《通鉴纪事本末》中分别论述，这又给接下来几个世纪创造了一整 套历史体裁。这样中国人便克服了时间的“分段化”。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光巨著的标题——“资治”。历史服务于一项重要的道德目的，即“资治”，指导行政工作，抑恶扬善。这便是中国历史编纂基本的“褒贬．”理论．，它是人类精神的一种崇高努力，尽管会使一些西方现代历史学家感到不快。由这导致的任何看似悖谬的东西，都可以通过深藏于一代代中国历史作家心中的一种深刻信念将其化解，那便是社会的显露和发展过程的一种内在逻辑，一种内在的道，因此“仁心”（善心、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终究会得到社会的善果，而不仁之心则会导致无法挽回的罪恶。人们感到这种归 纳有非常充分的经验依据。于是，历史是道的显现。怎么会有人以为中国人的时间意识不如欧洲人呢？我们甚至可以说，是欧洲人的时间意识不如中国人，因为道在历史中的化现是一 个不断更新的连续过程。

（摘自英国李约瑟《时间、年代学和中国的历史编纂》）

材料一：

这一代年轻人是矛盾、冲突、挣扎的一代，同时又是不断尝试、特别成熟的一代，他们体现出的两重特性非常明显。国家经济发展让这一代年轻人充满希望、朝气蓬勃，但疫情内卷等社会环境带来的冲击，让学生群体产生了一些焦虑紧张的情绪。某位学生正在攻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学位，猛然发觉，经济学知识内容并非他的追求，于是申请了英国某所大学的烘焙专业。抵抗抑郁情绪最好的方式就是培养学生去感知自己的兴趣所在，抱有对世界的好奇心。就像耶鲁大学教授所说，一个人之所以有意思，是因为他大量阅读，习惯思考放缓脚步，投入深度对话，并为自己创建了一个丰满的内心世界。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应当成为引导大学生心理的一剂良药。”北京师范大学宋振韶认为，现代大学生身份认同存在一定危机，缺乏对生命本身的价值认同，以及精神追求和目标。《大学》中说“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而我们现代教育中恰好缺乏这种修身课，传统文化中所强调的修身齐家，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道德准则，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心灵寄托和归属感。

（摘编自《在心理雾霾中行走的大学生》）

材料二：

中国科学院对大学生开展了心理健康状况调查。调查重点考察了睡眠、压力、无聊等生活方式因素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结果发现，男生抑郁风险略高于女生，而女生焦虑风险略高于男生；另一方面，城镇户口的大学生抑郁和焦虑风险均显着高于农村户口，重点院校的学生抑郁焦虑风险也比非重点院校的大学生更高；本科生的抑郁和焦虑风险显着高于专科生。

报告从睡眠、压力源和无聊三个方面评估生活方式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报告显示，大学生上学日的睡眠时长平均为8小时，接近8成（79.14%）大学生睡眠时长在7小时及以上，大部分学生（53.80%）自我评估的睡眠质量好（“比较好”、“非常好”），而睡眠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显示，睡眠质量较好的学生的抑郁和焦虑得分均显着低于睡眠质量较差的大学生，且抑郁和焦虑风险也较低；在压力源方面，大学生最主要的三个压力来自于“学业负担重”、“想念家人”和“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工作”，进一步调查结果显示，较高的压力是抑郁和焦虑的风险因素，需要关注大学生的压力源，有针对性地制定缓解压力的干预措施。无聊是“由于知觉到生活无意义而产生的负性情绪体验”，报告指出，大学生较高的无聊得分与更高的抑郁和焦虑风险有关。在大学期间，应该鼓励学生合理利用时间，积极参与各类活动，丰富课余生活。

（摘编自《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出炉》）

材料三：

青年是推动时代发展的重要力量，要稳稳掌握住时代“接力棒”，在积极奉献中实现个人价值。学院坚持培育青年甘于奉献的精神，依托各类实践活动让学生自觉培养奉献意识，主动参与到时代发展进程中。学院以“服务社会，共谱新篇”为主题，积极组建志愿服务队。学院组织专门队伍开展系统培训工作，带领青年学生走入社区基层，开展多项社区志愿服务活动。学院通过各种形式的志愿服务活动有效推动了青年小我与国家大我的紧密结合，引导青年在服务社会、奉献社会的过程中实现个人价值，培养积极奉献、担当历史责任的思想意识。

（摘编自《马克思主义学院：引导青年学生勇担时代使命》）

材料四：

新时代的青年要时刻牢记创新创造的重要性。国家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不落人后，以强大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之林。不断进取，开拓创新是党和人民交给所有青年同志的任务，也是其实现人生价值，展现青春活力的途径。道德模范的英雄事迹对于个人品行的建立和社会风气的形成具有良好的榜样作用，放眼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我国优秀青年中涌现出了数不尽的先进模范人物，守望乡村教育十七年的山区教师张玉滚；赤手空拳斗歹徒，身中五刀不退缩的退伍老兵吕保民；为人民扫除雷患，为战友血染雷场的排雷英雄杜富国……无数的先进典型，用他们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青春的力量，展示着当代青年人的高贵品格，给年轻人指引了学习的方向。故而，当代青年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提升自身的德性修养，为自己的未来发展打下基础，为下一代的成长尽到榜样责任。

（摘编自《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

材料一：

曲门螺旋杆菌是一种螺旋状、具有鞭毛的细菌，主要存在胃里，有时在肠道、粪便，或是口腔里的牙菌斑里也可能发现。它离开人体就无法存活太久，但是却可以生存在胃中高度的酸性环境中。在我国的感染率很高。它是最常见的慢性细菌感染疾病，也是较为常见的胃肠疾病之一。

根据相关统计，幽门螺旋杆菌在我国的感染率在50%～60%，并有显著的城乡差异，乡村感染率可能超过60%，而城市一般在40%以下，这种疾病的感染主要跟饮食方式有较大的关系。

(摘编自澎湃新闻《感染幽门螺旋杆菌让人消瘦？》)

材料二：

由于幽门螺旋杆菌可以在牙菌斑中生存，其生长会产生有臭味的碳化物，引起口臭。感染幽门螺旋杆菌的人可能会出现餐后嗳气、恶心、腹胀、腹部不适等胃肠疾病症状。

因幽门螺旋杆菌会破坏胃黏膜，长期感染者常发生慢性胃炎、胃溃疡，从而出现打嗝、恶心、反酸、上腹痛等表现。幽门螺旋杆菌还可能导致消化系统的菌群失调，引起恶心、呕吐、腹泻等其他一系列的消化道疾病症状。

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指南中指出，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和吸烟、高盐饮食及其他饮食因素均为胃癌发生的危险因素。目前的研究表明，幽门螺旋杆菌持续感染可导致胃黏膜组织出现白细胞、中性粒细胞等炎症细胞的集聚，进一步形成活性氧自由基，造成胃黏膜坏死。可以导致多种胃部疾病的发生，包括慢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等。但即使患有上述胃部疾病，患者也不一定都会患胃癌。有研究显示，在所有胃癌患者中，75%的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尽管如此，上述的结论仅可说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可能是胃癌患病的高危因素，但并不代表幽门螺旋杆菌一定会导致胃癌发生。

幽门螺旋杆菌虽然不是导致胃癌发生的凶手，但因为破坏了胃黏膜的保护屏障，导致胃炎，长期胃炎可间接促进了胃癌的发生，使幽门螺旋杆菌成为胃癌发生的“帮凶”。因此，发现感染幽门螺旋杆菌不要惊慌，及时就医进行规范治疗，有助于减少胃癌的发生率。

(摘编自人民网《幽门螺旋杆菌四问》)

材料三：

要不要治疗，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看，一般18岁到70岁的人群，即便是没有任何症状，都应该进行幽门螺旋杆菌的根除治疗，但是如果是其他年龄段，就需要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比如小于14岁的人，如果没有任何症状，是不需要根除治疗的。

是因为第一，幽门螺旋杆菌的根除药量比较大，小于14岁的青少年很难耐受，而且容易出现药物的副作用；第二，小于14岁的青少年幽门螺旋杆菌被根除后，再感染幽门螺旋杆菌的几率比较高，所以一般情况下，可以等他成年以后再进行根除幽门螺旋杆菌的治疗；第三是因为小于14岁的青少年即使感染幽门螺旋杆菌，大多数情况都不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可以暂时观察。

对于大于70岁以上的老年人，没有任何症状，而且胃镜检查也没有明显的疾病时，也是可以不用根除幽门螺旋杆菌治疗的，因为根除幽门螺旋杆菌最大的获益年龄段是在他根除之后的十年，也就是说如果一个70岁的老人，他根除了幽门螺旋杆菌，真正获益是在80岁的时候，整体获益年龄段也比较少。其次，跟青少年一样，就是他的身体条件比较弱，有很多的心、肺、肾方面的慢性疾病，服用大剂量的抗幽门螺旋杆菌的药物，对他们的身体的负担是很重的，很容易出现一些并发症，所以没有特殊原因，不建议大于70岁的老年人进行幽门螺旋杆菌的根除治疗。

当然，对于小于14岁的青少年和大于70岁的老年人，如果幽门螺旋杆菌已经引起了一些非常严重的疾病，如消化性溃疡等，还是要进行幽门螺旋杆菌的根除治疗的。

(摘编自网易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