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大一统的政治基础是“要在中央”的中央集权，必须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妥善划分地方行政层级，有效分配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并对地方官员权力实施监督，使行政层级合理适度，权力分配轻重相宜，官吏管控有法可依。
第二，处理好郡县与分封的关系……如果无原则的分封割裂了中央集权，一定会出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严重失衡，进而导致国家政治混乱。
第三，维护中央权威，保持政令畅通。
——摘编自卜宪群《我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思想与国家治理》
材料二：中枢机构变化的走势，是由皇帝与官僚机构、官僚队伍的矛盾决定的：皇帝一方面要设置得力的办事机构，需要赋予它权力；一方面担心掌握权力的大臣权势日高，威胁到皇权，因此要另设亲信机构予以制约。中枢机构权力分立的格局，正是出于相互制衡的考虑。
——摘编自邓小南《中国古代史的纵与横》
材料三：如果没有康乾盛世期间的统一大业，中国就没有现在的版图，就更谈不上现在的统一；而且那时候不统一，中国将是一盘散沙，在近现代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后势必分崩离析。后来列强入侵，中国各族人民都起来反抗侵略，西藏反对英国，东北反对日本，云南、广西反对法国。应该说是康乾盛世奠定了这一根基。
——摘编自戴逸《盛世的沉沦》
材料一：英国和荷兰商人组织了两个非常强大的股份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荷兰的联合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2年。个体商人募集的基金支持了公司的启动，并为公司装配船只和海员，提供贸易所需的商品和资金。虽然有政府的支持，公司仍然是私人所有的企业。政治上畅通无阻使公司代理人可集中精力于有利可图的贸易。特许状赋予公司买卖和建立商埠的权利，为了公司利益甚至有权发动战争。英国和荷兰的公司赢得了巨大的财富……在对利润不懈的追逐中，为早期全球贸易网络做出了贡献。
——摘自【美】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
材料二：阿克莱特具有同时代发明家少有的企业家精神……他出身贫寒，作过剃须匠，文化水平不高，但他有强烈的发财欲望，不遗余力地追求财富，采用一切手段聚集财富。他可能并不是第一流的发明家，但他具有把握技术发明商机的杰出才能，能够把技术发明及时运用到工厂，转变为财富。他一生都和专利权官司纠缠不清，热衷打官司，看重这里面隐藏的财富。他具有组织企业的坚韧毅力，能够在逆境中克服艰难险阻，勇往直前地扩张自己的企业……阿克莱特的种种素质，更像一个世纪以后的企业家，预示了工厂时代的来临。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兰开夏和德比郡的所有工厂都是按照他开创的模式建造的。
——摘编白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三：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经历了长达20年的高速增长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全面调节，推动发达国家经济实现高速增长。在这种体制下，不仅垄断资本对国家决策的影响大大加强，而且国家开始通过不同途径直接或间接参与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并且国家还通过制订各种经济政策、经济立法以及形式不同的经济计划，实现对经济的全面干预和调节。……20世纪7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不同程度的“滞胀”现象，表现为经济增长停滞，通货膨胀严重。各国再次实行调整，适当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整理自叶灼新、李毅《世界当代经济史》等
材料一：中华文明的起源不能算是最早的，但是唯一的从未中断过的文明。……中华文明的组成，既包括定居于黄河、长江流域的较早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华夏文明，也包括若干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少数民族文明。它的演进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不同地域的文明以及不同民族的文明，在交往过程中整合为一体的过程。……此后虽然历经战乱与分裂，不断有新的文明元素加入进来，但没有任何一种文明的分支分裂出去，所以这个大格局始终保持着它的完整性而没有打破。
——摘自严文明《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宋代的毕弄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术。15世纪40年代，德国工匠谷登堡在中国活字印刷和油墨技术的基础上，创造出了金属活字排版印刷，并把造酒用的压榨机改装成了印刷机，代替了纯粹的手工操作，从而提高了质量和效率，使得文字信息的机械化生产和大量复制成为可能。谷登堡的印刷术标志着印刷时代的新纪元。1455年，谷登堡用他的活字印刷方法印刷了第一批拉丁文《圣经》，这个事件标志着西方进入了一个信息迅速、廉价传播的时代。
——摘编自《外国新闻史名词解释》
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