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春秋时期，孔子提出了“仁”的概念。一方面，它被用来表达孔子对于现实政治问题的见解，虽然反映出一定的政治保守倾向；另一方面，它又是孔子关于人的品格培养，人对真理追求的广泛论述的理论结晶。在为学的范围内，孔子又提出了以“和”与“同”作为区别君子和小人的标准之一、认为君子能兼容各种见解但不肯盲从附和。两汉时期，董仲舒利用阴阳家的神学观把“天人合一”思想和荀子的君主专制主义政治哲学结合在一起，为封建皇权装饰圣光，从而给儒学披上神学的外衣。他还将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塞进阴阳家的框架，加上一个最高的主宰“天”，形成一种神秘的天人感应论。他所强调的不是从道德伦理意义上探讨人格的完善，而是着重论证君臣、父子、夫妻之间“三纲”论之不可移位。这种神化了的儒学失去了早期儒学的生动活泼的理论思维，而成为精神压迫的独断主义。
——摘编自张岂之《儒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
材料二：两宋时期，在对儒学的捍卫与反思中，以及对玄佛的抗拒与汉取中，理学逐渐形成，并提出“由知天而知人”这一哲学主题，使儒学脱下了质朴平淡的政论外衣，迈入了抽象思辨的哲学王国。它不仅更为确切、更为透彻地论证了封建纲常的永恒性、合理性，同时又悄悄孕育了一种与封建纲常相抗衡的理性精神。此外，理学还把人伦道德高扬到了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的高度，传统儒学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及“不为富贵所淫，不为威武所屈”的精神气质，也因此才“真正融化”到了我们民族的血脉之中。
——摘编自王育济《理学对传统儒学的变革及其意义》
材料一：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经过长期战争的破坏，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推进，以及国内经济状况的逐步好转，中财委颁发的《关于编制五年计划轮廓的方针》中明确提出：“今后五年（1953～1957年）是我国长期建设的第一阶段，以巩固国防，并保证我国经济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摘编自王天伟《中国产业发展之路》
材料二：尼克松访华后，中美之间的关系开始不断深入发展，中国得以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中国由此开始向西方贷款，引进外资，渐进地对外开放。同时，为应对开放带来的挑战，我国开始了以提高效率，增强活力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工业体系参与国际竞争，开始进入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中心的工业化进程。
——摘编自梁孝《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