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荣昌中学校2023-2024学年高一下学期历史期中试卷

材料一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550年，埃及服饰的发展相对稳定。一般来说，埃及人会穿一种短裙申提（最初仅供法老穿用），这种服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仅限上层阶级穿用。服饰的布料多采用亚麻纤维，由于亚麻织物凉爽、轻便，适合埃及的气侯。各神殿中的祭司浮雕形象在或长或短的身体外面常穿一件三角形或金字塔形的国裙；伊西斯神殿中的托勒密二世浮雕头裁王冠，王冠的圆柱形基座后部向上延伸，托起了两个花冠，红色花冠代表下埃及，上部的白色花冠代表上埃及，基座和两个花冠三者共同构成一个王冠的整体。

——摘自梅利莎·利文顿编著，宋炀译《世界服饰史图典·古代到19世纪的时尚》

材料二15世纪以来，服饰时尚的领导者集中在日益辉煌的欧洲宫廷，包括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寻国。欧洲男性服饰凸显肌肉发达、肩膀宽大，女性服饰呈现丰胸、细腰、矮小、圆臀特点，这种造型观念是基于人体解剖学制衣的理念，摆脱了哥特的直线型风格。男女服饰面料都比较豪华，女士往往还佩戴华丽的珠宝首饰。欧洲人对服装的迷恋还体现在服装类书籍的发展之中，仅1560年至1601年间，意大利、法国、佛兰德斯和德国就出版了十几本服装类书籍，这些书籍是木版画作品集和雕版印刷品，其中有很 欧洲的服饰，也有一些涉及近东，非洲甚至新大陆地区的服装。

——摘编自黄士龙《中西服饰史》

材料一：从8世纪中叶起，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实施博采诸家、兼容并蓄的文化政策，大力倡导并赞助将古希腊、罗马、波斯、印度等国的学术典籍译为阿拉伯语。在哈里发的资助和倡导下，在首都巴格达创建了国家级的综合性学术机构“智慧馆”、由翻译局、科学院和图书馆组成。智慧馆以重金延聘了各地不同民族、宗教信仰的近百名著名学者和翻译家，集体从事译述、研究活动，将用重金从各地所搜集的一百多种各学科古籍进行了整理、校勋、译述。他们在对原著直译的基础上，作了大量校勘、注释、质疑、摘要、评论等，发挥了自己新的创见。至阿拔斯王朝前期结束时，古希腊典籍中重要著作都已译成了阿拉伯文，其中有柏拉图的《法律篇》《国家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等，以及医学、天文学、数学方面的译作。这些著作给阿拉伯世界带来了深刻的启发和迷人的智慧，不仅大大丰富和增长了见识、学问，而且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将阿拉伯人由一神信仰阶段带入了层次更高的理性思辨阶段。

——摘编自潘潇寒《阿拔斯王朝百年翻译运动》

材料二：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深感西方船坚炮利，提出必须“访夷情，译西书”，开近代翻译先河。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开始筹建京师同文馆译书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等机构从事大规模翻译活动。徐寿1868年在江南制造总局主持译书工作，大多是根据西文的较新版本，由传教士傅雅兰口述，徐寿用适当的汉语表达出来，前后译书17部约280万余字，所印书籍涉及经济、军事、物理、化学、医学等领域。……甲午战争之后，翻译活动迎来新的高潮。随着洋务运动的式微，翻译活动也逐步走向民间，形成了近代晚期新兴的翻译群体。著名的翻译家主要有马建忠、严复等。他们都满怀爱国热情和报国志向，有海外留学或驻外经历，对西方政治、经济、法律等有深入的了解。例如严复提出的“信、雅、达”的标准，确立了翻译作品的真实性、严谨性和可读性。他在所译作品中都有序言，介绍翻译本书的目的，同时对书中旨意进行阐述。如翻译《天演论》中介绍过达尔文的《物种原始》、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翻译《论法的精神》中对旧思想批判尤为突出，倡导“（立宪之国）主人非他，民权是已”的主张。严复的翻译可以说不独是理论学说的介绍，而且是一种“批判的武器”。

——摘编自史日丽《近代翻译活动的时代特征》

材料一    10—11世纪，地中海和北海、波罗的海两大贸易区一带出现了新兴城市。从人口数量上看，11世纪后期，英国的考文垂有约6000人，约克有1万余人；14世纪初，只有几座城市超过5万人。从市民构成上看，最初的市民多是商人与手艺人一身二任：随着城市的发展，市民包括城市贵族、富裕商人、手工业者、教士、律师、教师、帮工、学徒等。逃跑的农奴只要在城里住满一年的时间，就可以免受先前领主的追捕，“城市基本上是自由的庇护所，所以它被人称为是一个自由天地”。

    ——摘编自姜守明《浅析中世纪西欧城市制的起源和发展》

材料二    11—15世纪，领主常将自治特许状赐予城市，以标明相互间的权利与义务。城市市民在处理相互关系时，也往往约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市长作为城市最高行政长官由市民推选，而且一任只能一年：其他重要官员也由全体市民或市民代表推选。与封建制以出身定等级不同的是，城市中的社会等级是以财富为基础的。每个人的社会身份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人人都可以通过发家致富享有优越地位，富人也有因顷刻破产而沦为下层的可能。这些自治城市成为了欧洲近代政治文明的一块试验田，成了近代以国家为载体的政治文明所效仿的样板。

    ——摘编自刘景华《自治城市：欧洲政治文明试验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