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夷狄不可为帝王”是自先秦至魏晋华夏社会根深蒂固的观念。十六国时期众多少数民族统治者争正朔、明法统，开少数民族统治者论证自身正统性的历史先河。匈奴人刘渊，以“晋为无道，奴隶御我”为理由反晋，并宣称“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不久称帝。羯族人石勒建立后赵政权后，担心因东晋政权的存在而“书轨不一”，自己的正统地位得不到天下人的承认。对此，徐光劝慰说：“陛下既苞（包）括二都（即占据长安和洛阳），为（就是）中国帝王。”淝水战前苻坚在阐述攻打东晋的理由时说“帝王历数岂有常哉，顾惟德所授耳”；“非为地不广、人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济苍生”。少数民族政权排定自己的五行历运，后赵承晋，为水德，前秦与前燕承赵，为木德，后秦承前秦，为火德，北魏建国时承秦，为土德。
——摘编自邓通《十六国胡族政权的正统意识与正统之争》等
材料二 按照中国史学的传统观念，某个王朝纂修前朝历史，就是对前朝具有正统性以及本朝是前朝法统继承者的承认。元朝自从议修辽、宋、金三史之始，围绕着纂修义例，即辽、宋、金三朝“正统性”的问题，展开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争论。一派主张，以辽、金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另一派则主张独尊宋为正统。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下《修三史诏》，指出辽、宋、金三朝“为圣朝所取制度、典章、治乱、兴亡之由，恐因岁久散失。合遴选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书……垂鉴后世，做一代盛典”。两年后，修史工作大功告成，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辽史》《宋史》《金史》。这一撰史原则无疑更加符合五代辽宋金元时期多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的客观历史。
——摘编自江湄《元代“正统”之辨与史学思潮》
材料 先进中国人认识与汲取西学的过程，是在“中体西用”宗旨引导下迈开步伐的，而其本身又徐徐地冲击着“中体西用”的宗旨。“中体”和“西用”不会互不侵犯，势必不断促进事物的新陈代谢。 “西用”既借“中体”为入门之阶，便会按照自身的要求而发生影响。少数人虽然想把它限制在既定的范围内，更开明的人就会在事实的刺激下因势利导，走出更远的一步。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根据材料，结合中国近代史的相关史实，围绕“时局变迁与近代中国思想解放”拟定一个论题（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谨、表述清晰）
材料一 早在11世纪的诺曼王朝时代，英国国王为了加强封建统治，设立了御前会议的组织，供其咨询，并协助办理一切立法、司法和行政事务。此组织又称“诺政院”，这是英国最早的中央政府机构。到亨利六世（1422—1461年、1470—1471年在位）时代，由于御前会议人员过多，不能经常集会，于是从其中分出一部分，这就是枢密院。在查理一世（1625—1649年在位）时，枢密院又设立若干常设委员会及临时委员会，分管各项事务。其中，以专管外交的常设委员会权力最大，而且最受国王信任。后来，这个委员会对于国家大事，几乎无所不问。国王和这个委员会的少数亲信枢密顾问官，经常聚在一间房子内秘密讨论国家的内政外交，由此产生“内阁”。1714年，乔治一世（1660—1727）不能出席枢密院会议。这种情况的出现，使得内阁会议由一位大臣主持，因而出现了首相的职务。这种情况便被利用来造成一个新的、重要的宪法上的先例，并仿佛已经成为一条规律，即枢密院开会时应当没有国王参加而有自己特定的主席首相。当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资产阶级的逐渐强大，要求在政治上获得统治权。首相的出现，把枢密院从国王的一个咨议机关变成了不依赖于国王的各部大臣的内阁，即责任制内阁。首相从本党议员中提出阁员名单，请国王任命。大臣分阁员大臣和非阁员大臣。参加内阁的阁员大臣只是政府中的部分大臣，阁员人数由首相确定，组成人数经常变动。
——摘编自黎传综《英国内阁的由来及首相的产生》
材料二 回顾英国从崛起到衰落的历程，我们不难看出，英国从一个岛国变成欧洲强国，最终成为世界霸主，凭借的是它所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制度文明，而这种文明一直引领着人类进步的潮流，吸引着世界各国争相效仿。研究英国的崛起，不能忽视其文化的保守性，但也不能不看到其文化的创新性。……英国文化保守中蕴含着创新，创新中体现着保守，它是一种兼容并蓄的综合性文化。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18世纪综合了过去历史上一直是零散地、偶然地出现的成果，并且揭示了它们的必然性和它们的内部联系。我们研究英国的崛起，正是要研究导致其崛起的各种因素，并且揭示它们的必然性和它们的内部联系。
——唐晋主编《大国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