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万两
年代 | 农业税收入 | 工商业杂税收入 | 其他收入 | 总收入 | ||||
数额 | 比重 | 数额 | 比重 | 数额 | 比重 | 数额 | 比重 | |
1849 | 3281 | 77 | 969 | 23 | - | - | 4250 | 100 |
1885 | 3071 | 40 | 3923 | 51 | 714 | 9 | 7708 | 100 |
1911 | 4810 | 16 | 20441 | 69 | 4445 | 15 | 29696 | 100 |
年份 | 1913-1938年 | 1948-1960年 | 1961-1965年 | 1966-1970年 |
年均增长率 | 0.7% | 6.7% | 8.0% | 10.4% |
材料一 格劳秀斯生活在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荷兰,经历了1618—1648年之间的战争。战争的残酷促使格劳秀斯逐渐关注怎样用非暴力的法律约束规范国家战争。他提出:国家主权不受他人干涉,不受法律支配和外来意志影响。国际法是支配国与国交往的法律,是维护各个国家共同利益和权利的法律,国家主权是国际法存在的前提。在实际国际政治变动中,国家应受到国际社会制度及法规的限制约束,国家之间的争端应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当不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时,必须在国际法基本原则下努力协调,尽量避免战争。
——摘编自吴建每《格劳秀斯国际法思想概述》
材料二 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创造适当环境,俾克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久而弗懈,促成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并为达此目的,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集中力量,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接受原则,确立方法,以保证非为公共利益,不得使用武力,运用国际机构,以促成全球人民经济及社会之进展,用是发惯立志,务当同心协力,以竟厥功。
——摘编自《联合国宪章·序言》(1945)
材料三
体系 | 宗藩体系 |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
时间 | 古代 | 近代 |
行为主体 | 根据东方政治文化构建的宗主国(中国)和藩属国(周边国家) | 荷兰、西班牙、法国等欧洲主权国家 |
目标诉求 | 维系宗藩之间的和平与稳定 | 排他性的利益,对原料、市场和投场所的争夺 |
权力结构 | 中华帝国一统天下的垂直等级结构,其内部形态通常随着宗主国的盛褒而变化 | 水平型的均势权力结构,其内部形态随着体系内国家力量的消长而变化 |
组织原则 | 依据宗主国和藩属国之间的不同地位而规定的不同权利和义务 | 主要体现在大国协商和国际法的应用 |
互动方式 | 宗主国和藩属国主要依靠朝贡体系维系彼此之间联系 | 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互动呈现出繁荣的状况,并不断向外扩张 |
发展趋势 | 区域性,日益封闭,在西方国际体系的冲击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宗藩体系寿终正寝 | 西方列强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基础,建立起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 |
——据胡忠礼、邢新宇《宗藩体系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两种经典国际体系的比较与启示》整理
材料一 甲:铜钱铸造量统计表
时间 | 铸币量 | 依据史料 | 时间 | 铸币量 | 依据史料 |
唐天宝年间(742—756) | 约32万贯 | 《新唐书》 | 北宋治平三年(1066) | 170万贯 | 《宋史》 |
北宋至道二年(996) | 80万贯 | 《宋史》 | 北宋大观年间(1107—1111) | 290万贯 | 《宋史》 |
北宋景德三年(1006) | 183万贯 | 《宋史》 | 北宋宣和二年(1120) | 约300万贯 | 《宋史》 |
乙 两宋时期,私人笔记中关于纸币的记载很多。北宋薛田《成都书事百韵》组诗强调“交子颂轻便”,李纲指出交子在四川“流通无阻”,南宋叶绍翁则提及乾道四年(1168)“愚民”以“造券不多为苦”。
——摘编自《果船全集》、《四朝闻见录》等
丙 世俗徒见铜(钱)可贵而楮(纸币)可贱,不知其寒不可衣,饥不可食,铜楮其实一也。……夫会子(南宋纸币名)之所以轻(贬值)者,良以造之数多……
——摘编自辛弃疾《论行用会子疏》
材料二 1955年3月1日起新中国开始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纸币)图案说明
正面 | 背面 |
主币: 1元:天安门:2元:延安宝塔山;3元:井冈山。 5元:各民族大团结;10元:工农像 辅币: 1角:拖拉机;2角:火车:5角:水电站 1分:汽车;2分:飞机;5分:轮船 | 都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汉、蒙、维、藏四种文字。 |
材料 19世纪70年代,生丝外销的不振及其由此造成的国际收支的逆差,引起了中国朝野各界的震惊。从70年代中到80年代初,以《申报》为中心,展开了如何振兴丝业、挽救国粹的讨论。
1874年《申报》刊文《论西国治蚕茧法》,第一次在中国对“西国治蚕茧之法”进行介绍和论说:“盖中国人于蚕茧方成之时,即欲抽取以做生丝,未免过为性急,宜其丝内多有损坏也。如能照西法治之,则断无此等弊矣”。
1881年《申报》又刊出《论丝、茶二业整顿难易》,开始从中西“官”“商”关系的不同来探究中西生丝产销的差异。指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商”受“官”之保护,只要对振兴输出有利,“官”即尽心竭力加以培育,以供“商”之利用。反观中国,“官”“商”却是背道而驰。要想振兴贸易,就必须改造迄今的“官”“商”关系,使官、商结为一体,互为助力。
1882年,《申报》发表《机器缫丝说》,论证引进国外机器缫丝工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机器缥丝,诚哉事半而功倍矣。华人其亦多养蚕以供机器之用,而益裕其利源也哉。”发表《观缫丝局记》,以实地考察丝厂生产的游记形式,记述了公平缫丝局的规模、设施、原料储备、生产过程和管理状况,意在说明“该公司必有蒸蒸日上之势”。引起强烈反响后,又趁热打铁,发表《缫丝三利说》,以公平缫丝局观摩者答复友人提问的口气,宣传新式丝厂的“规模恢廊”“布置周密”“机器灵捷”和“立法美备”,以破除社会上对投资或举办机器丝厂的犹疑和观望心态。
1887年,总理衙门发出上谕:“令民间置办机器缫丝,不必由官经理”,大力推行鼓励民间人士引进和经营机器缫丝生产的政策。
——杨中华等《近代中国工业化的第一次大讨论》
结合时代背景,评述《申报》关于“中国近代工业化问题的第一次大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