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古代具有丰富的环保思想。我们的先人很早就认识到：“畋不掩群，不取麇夭；不竭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荀子·天论》中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并主张“制天命而用之”。汉代淮南王刘安指出：“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植桑麻。”在环保的措施上，商鞅变法规定“弃灰于道者被刑”，甚至“断其手”。秦汉以后，山林川泽归少府管理，具体分管的有林官、湖官、陂官、苑官和畴官等。宋太祖下“禁捕诏”，宋真宗下“禁捕山鹧诏”。明清时期，宗族制定族规，进一步强化了环境保护措施。
——摘编自张涛《中国古代的环境思想与实践》
材料二：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煤得到广泛使用，煤燃烧时释放的滚滚浓烟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工业革命特色。纺织业的发展带动了化学工业的发展。人们不久就发明了将氯转化为漂白剂的技术。钢铁业的发展．导致英国砍伐大量的树木。随着工业城市的发展，城市人口密集，排水沟设施不全，各种疾病困扰着人们。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1831年成立了中央卫生调查委员会，倾听社会声音。在各地设立卫生医官，负责治理地方环境。1847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河道法令》和《公共卫生法》，不久又颁布了《工人阶级住房法》，改造贫民窟，改善人们居住环境。
——摘编自李宏图《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环境污染和治理》
明朝对漕政管理极为重视，建立了从朝廷到州县的管理机构，“行漕法规”也得到健全和完善，产生了支运、兑运和直达制度。明永乐十三年（1416年）以前，漕运由粮长和里长等民役完成。会通河重修之后，漕粮远距离运抵北京，“民解”难以完成，于是明朝采用了支运法，由民户和军队相结合运粮。规定各地农户将税粮就近运到运河沿岸的淮安、徐州、临清、德州等粮仓，再南编定的官军分段沿河接运到通州。明宣德年问，因民役运粮耽误农时，同时军队运粮又多空舟往返。宣德五年（1431年），又推行了兑运法。即规定各地农户将税粮各自运到所在的州县府，兑交给那里驻守卫所军队，由军队再沿运河一直运到通州。兑运法的实施，使官运的路程南移，民运的路程相应缩短。明成化七年（1472年），又进一步推行直达法，规定由负责漕运的官军直到河南漕粮府州县码头领兑，直接运到通州，即由运军赴江南、南京附近的水次交兑，农民不必亲自赴淮、徐等仓交纳但军运路程延长农民需要付给运军的加耗运费亦有相应增加。从此漕运由民运转变为军运，官军运粮则成了南粮北运的主力。纵观明代漕运制度的演变，民运部分日益减少，而军运漕粮占主导地位，并最终取代了民运。
——整编自百度《试述明代漕运制度的变革》
材料：一战结束后，得益于德国的战败，法国在欧洲大陆重新获得了自普法战争失败以来梦寐以求的霸权。法国凭借着欧洲第一陆军强国的地位主宰着欧洲大陆――它收复了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并且拥有德国萨尔煤矿的开采权，其丰富的煤铁资源极大地加强了法国的实力；它占领了德国的莱茵河左岸地区，莱茵河右岸50公里内的地区被划为非军事区；法国通过和比利时、波兰、捷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结成政治军事同盟，一方面对德国进行战略包围，一方面对新兴的苏维埃俄国进行“防疫”隔离。在两次大战期间，正是法国建立的这个安全体系，有效地保卫了欧洲的和平。
——摘自《大国地位的终结西欧诸神的毁灭——第二次大战前的大国外交》
材料：亚当·斯密（1723年6月5日—1790年7月17日），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大师，他所生活的时代正是新旧制度交替的时代。1776年他的经济学巨著《国富论》正式出版，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了许多方面的经济理论，它所包括的不仅是政治经济学，而且囊括了经济史、经济学说和财政学，震撼了国际学术界，被译成各种文字，在世界各个角落广泛传播。当时一些国家政府，以最快的速度把《国富论》中阐述的原理应用到具体政策中。《国富论》一书充分阐述了经济自由的思想，指出自由竞争是从的本性中引申出来的永恒的自然规律，社会是由个人组成，个人利益的总和就是社会的利益，如果都去追求自由的个人利益，那就最能促进全社会的利益。他提出劳动是社会财富源泉的思想，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的理论，这在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学说为正在成长的工业资产阶级提供有力的理论武器。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成为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学说影响几代人的成长。英国政治经济学家马里奥特说：“也许没有任何一部当代的著作像《国富论》那样对科学经济思想和行政管理体制产生过如此深远的影响，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亚当．斯密的这部著作所生产的影响将会持续下去。”
——摘编自王岳川《一生的图书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