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将以血缘划分居民改变为按地区划分居民，按照一定行政区划进行管辖，是国家政权产生和臻于成熟的必然措置，没有行政管辖，国家就不具备存在的必要条件。夏、商曾经把全国划分为九州，西周又调整为九畿，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郡县分级的行政管辖，其特点都是按照地域进行划分，也意味着地方行政管理逐渐走向完善。从秦代开始，中央严格控制地方属郡，并建立起一套从郡县到乡里什伍，层层控制而又十分严密的地方统治网络。秦以后的地方职官设置及管理方式，始终是依据这个基本原则而发展和修订充实的。
——摘编自柏桦《中国古代地方职官设置与管理智慧》
材料二 清朝前期真正开启了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历史进程，消除了千百年来自“三北”（东北、北部与西北）的“边患”，将“三北”变成和平的边疆；把横行大草原强悍的蒙古族变为能与其他各族共处的和谐民族，拉近了远离中华传统文化的藏族的距离，密切了汉满民族关系。清代继承和发展了秦汉以来的“大一统”思想，以新的民族“大一统”观念为指导，较成功地解决了2000多年来困扰历代王朝的边疆“内患”问题，促进了国家的统一。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至清代最后完成，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数千年发展的一个大结局。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一 王安石变法态度坚决，与神宗力图富强的愿望相契合。王安石吸取庆历新政的教训，认为为政治国重在立法，改变时弊尤要“立善法”，法度立而道术明，上下各安其位。“有司议罪，唯当守法”。如果断案不依法律，人们就会手足无措。在王安石看来，人才与法度紧密联系，“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虽然王变石变法没有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但“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
——摘编自胡昊宇《论王安石的行政法制思想》等
材料二 南宋儒学家多斥责王安石新学为异端邪说，认为它“于学不正”“杂糅佛道”，强调废祖宗法令“遂致邻敌外衡”“中原陷没”“皇舆僻寄于东吴”。而陆九渊作《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予以回应，称：“公以盖世之英，绝俗之操，山川炳灵，殆不世有”“指陈时事，剖析弊端，枝叶抉竦，往往切当”“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陆九渊的文章并未涉及北宋灭亡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并没有把宋亡归咎于王安石变法。
——摘编自李华瑞、水潞《南宋理学家对王安石新学的批判》
材料一 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世”，社会发展不平衡。在某些地区自然经济还居于统治地位；在另一些地区，“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村必有贾，三十家之城必有商”，商业资本比较普遍地深入农村。由于南方的农产量和人口密度都比北方高，所以南方的商业也比北方繁荣。顺治时，姚延启做了一个对比：拓西北地广人稀，镇店市会有常期，商贩歇宿有定所。南方庐舍稠密，人烟辏集，贸易者趾接于途，往来者肩摩于道。”
——摘编自柯建中《略论明清时期小农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
材料二 皇权社会末世.君主专制的弊害昭彰.市民意识初步觉醒.传统的民本主义在某些具有异端倾向的论者那里，推进到‘“新民本”阶段。新民本思想家（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等）承袭民本论的基本元素（重民、恤民、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等），弘扬原始民主精义（众议、禅让、公天下等），吸纳中古非君、罪君的犀利批判精神，采取明代书院品议朝政之风，将先秦以来与尊君论相反而又相成的民本论提升到新阶段。
——摘编自冯天瑜《“民本”与“尊君”（论纲）》
材料一 西方科学文化的传入，开启了中国传统的天文学、数学与地理学向近代科学的演进，促进了中国士大夫阶层从空谈心性向注重实用的转变。明末，社会危机加剧，士大夫阶层开始时空谈心性的理学进行反省与批判。西方科学文化的传入，不仅丰富了士大夫们的知识，开拓了其视野，而且促进了其向经世致用理念的擅变，为清代朴学的发展准备了条件。西学的传入，还冲击了“华夏中心”和“用夏变夷”的传统观念，促使士大夫阶层开始面向世界。
——摘编自马骏骐《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特质》
材料二 徐光启等人认为西方科学以数学为基础，由“数”达“理”的形式逻辑方法是西方科学优越性的根本所在口他们迫切希望能借助“远西奇器”来解决明朝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于民生财计大有利益”。宋应星提出“穷究试验”“凡事皆须试验而后详之”的实学思想，他认为任何科学知识都要亲身实践，以达到知行合一。
——摘编自施威、王思明《晚明学人的科学思想及其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