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江淮十校”2021届高三上学期历史11月质量检测试卷

材料一：16至18世纪中国发生了一场商业革命。在当时的中国国内，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发展，布代替盐成为远距离贸易的主要手エ业品，而丝绸的长途贩运量也很大。还应当指出，16至18世纪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是徽商、晋商、闻商、粤商、江西商、洞庭商、山东商、龙游商等商帮众多商人的行为，与以往个别商人的经营活动，已不可同日而语。因商业资本的集中，在运河沿线，有临清、济宁、淮安等一批商业都会兴起；在长江和珠江沿线，有汉ロ、重庆、佛山等一批商业都会兴起；在沿海则有天津、上海、厦门的崛起。在社会上，传统的贱商、轻商观念有了明显的变化。当时，尤其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江南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商品交易市镇或专业市镇众多，市镇中商贾林立，商品远销四方。这就把市镇周边的小生产者卷入市场从而导致小生产者的两极分化，出现了富裕手工工场主和贫穷的雇エ。

——摘编自唐文基《16到18世纪中国商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萌芽》

材料二：大约1300年，欧洲就出现了历史学家和经济史学家所说的“商业革命”。两个世纪以后的地理大发现，又有力地刺激了商业革命的发展，传统的社会经济模式的衰落和变化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西欧商业经济领域的重大变草，表现为：从贸易范围看来，商业貿易从狭隘的地中海沿岸扩展到世界范围内；从内容和形式上看，世界商业中心从地中海沿岸转移到大西洋沿岸。其实贸易中心地转移并不仅仅指从地中海到大西洋，它还应当包括贺易中心在大西洋沿岸的转移：从伊比利亚到西欧大西洋沿岸及低地国家最后到英国。

——韩永飞《西方民族国家的动力：商业革命和价格革命》

材料：奏折制度产生于康熙时期。在雍正时期，除各省总督、巡抚有权密折奏事之外，布政使、按察使、学政等地方大员，甚至一些道员、知府、同知、副将也获得了奏折使用权。对不熟悉的官员，雍正帝要求亲信对其“细加察访，密奏以闻”。雍正帝还频发折匣，折匣上有锁具，宫中及具折官员各有钥匙一把，凡拥有奏折权的官员每人发给几只，专门用来传递奏折，无匣封装的奏折内廷不予收接。此外，雍正帝推行轮班奏事制度，促使各地官员尽职尽责，使百官的违法违纪行为能及时传达。乾隆时期，奏折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各地官员均获得奏折言事的权力，奏折言事的范围则扩展到人口、粮食收成、逃犯、洋盗缉查、每月粮价波动等情况。有关军情和紧急事务的奏折必须使用驿递，该用不用，不该用而用，都会受到中斥或处分。随着奏折数量增加和作用提升，乾隆帝严令除军机处应奏事件仍旧交奏事太监呈进外，其余一切奏折均由奏事官员转交，大臣官员不得与太监交谈，违者从重治罪。乾隆帝还规定了奏事处人员定期更换制度，以防范任职时间过长可能带来的弊端。

——摘编自傅礼白《康雍乾时期的奏折制度》

材料 上世纪80年代末，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所谓“历史终结论”。他认为，冷战的结束不仅仅意味着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之间意识形态对抗的结束，更意味着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将是所有国家的必然归宿。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时是如何地心高气做，但面对客观存在的无情现实，即他心中的“样板”美国出了种种问题，在国际上广受争议和诟病，而被他宣布即将灭亡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却日益兴起，成绩斐然，他也不得不低下他“高贵的头”，开始批评起美国和赞扬起中国来了。他认为“中国奇迹”主要得益于中国模式政治方面的优势。这一转向，实际上说明“历史终结论”业已破产。

——陈学明李先悦《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终结说明了什么》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历史终结论”自拟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