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类别 | 吏部直接任命 | 察举和学校考试 | 州郡县吏积功升迁 | 其他 |
| 比重 | 50.2% | 25.4% | 14.2% | 10.2% |
| 1842年 | 清政府严词拒绝英国遣使进京。 |
| 1860年 | 清廷被迫允准外国公使进京常驻，但对遣使驻外无意执行。 |
| 1864年 | 总理衙门将系统介绍国际法的译作《万国公法》分发到沿海各重要口岸。 |
| 1901年 | 清廷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上。 |
| 1911年 | 外务部职能趋于简化，“大臣掌主交涉，昭布德信，保护侨人佣客，以慎邦交”。 |
| 徐向前、周士第诸同志及华北和晋绥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们：……晋中战役，在向前、士第两同志直接指挥之下，由于全军奋战，人民拥护，后方努力生产支前，及各战场的胜利配合，仅仅1个月中，获得如此辉煌战绩，对于整个战局帮助极大。…… |
材料一 公元前227年，罗马建立第一个行省，之后，随着罗马海外征服的范围不断扩大，行省制成为罗马统治海外领地的重要制度。公元前27年，罗马帝国建立后，行省制度趋于完善。……战国时期，秦对外扩张活动不断加剧，县的数目也越来越多。秦国郡辖县制度的形成，大概要到战国末期。秦帝国建立后，废除分封制，确立郡县制为帝国的地方行政制度。罗马与秦汉的专制政体有明显的不同之处。秦汉郡县的机构庞大，人员众多，但塔顶是至高无上、独揽大权的皇帝。罗马帝国的行省机构则远不及秦汉帝国那样复杂，罗马皇帝控制了行省主要官员的任命，对行省监督也趋于严格。
——摘编自易宁《秦汉郡县制、罗马行省制与古代中西文明的特点》
材料二 中国法典的缘起与（罗马）查士丁尼法典的组成方式有相同之处……限制《中国法典》之外的出版物的发行（政府除外），罗马亦是如此。两国都各自以公告、律令和诏书等形式立法，还有诸如过继、家庭财产共同占有关系等都有相同之处。
——田涛《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法律接触与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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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宋代沿袭了晚唐以来的土地政策，对合法的私人土地买卖不加干预，土地买卖愈益盛行，“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地主阶级的升降沉浮波动频繁。租佃制历五代而到北宋跃居主导地位，无地少地的农民承担地主土地的耕作，要按照契约的规定，保证缴纳所规定的地租，否则官府便要干预。佃农不仅拥有迁移的自由，还可以受他人的雇佣而非地主的私属。各种分成制的产品地租代替了劳役，佃农有了更多的时间和主动性去安排生产，从而使生产得到发展。
——摘编自漆侠《宋代经济史》
材料二 宋朝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已经生长出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随着商业发展，宋代商人的地位上升，朝廷允许商贾中的“奇才异行”者应举。商人凭借强大的经济势力交游权贵、为婚姻铺路，“不顾门户，直求资财”成为较普遍的社会现象。宋代时常发生榜下择婿，富商及高官争相择新科进士为婿，新科进士也愿意成为商人女婿。
——摘编自张其凡主编《中国大通史》（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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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分封贵族之采地渐次取消，则直属国家之耕地渐次扩大，於是以前贵族圈地分区小规模的井地，不得不解放为整块的农田。……视其田亩之实收而抽收额定之比率。……於是民田得自由买卖，而土地所有权，无形中转移，成为耕者所自有，而兼并亦随之而起。
——钱穆《国史大纲》
材料二 然列国环伺，时相侵凌，非有富强之国力，则亦无以自存。商子曰：“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务力之方在使民致身于农战之二事，而此外与二者无益或有害者皆在抑止之列。……几乎欲举一国之学术文化而摧毁扫荡之，使政治社会成为一斯巴达之战斗团体，此则其独到之见解，亘千古而鲜匹者也。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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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秦始皇继承前代的法治传统，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政治准则。从新出土的秦简看，秦始皇编纂的成文法典内容丰富，体系庞大。他将法律、法令公布于众，进行法律的普及工作，使更多的人知法守法。在秦始皇时代，军政大事和百姓日常生活，都有法律进行规范，一定程度上真正实行了法治。秦法要求官吏必须精通法律，依法办事，恪尽职守，公正无私。在严格考核的基础上实行责任追究制，奖勤罚懒，劝善惩恶，这对秦统一的巩固和政治控制是极有好处的。
——摘编自马平安《中国传统政治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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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康有为思想中最具价值的内容是关于大同的理论构想，它是以传统大同思想为底本，糅合了西方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及民主政治思想的一个创造。与康有为的大同理想不同，孙中山的“大同主义”是现在型的行动纲领。孙中山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这是他自己的理论发明，又集中了他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一揽子方案。它的特点是选择和吸收西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有用成分，同时又承继了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
——摘编自马勇等著《近代中国与世界》
材料二：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中国“中西会通”和“中西融合”的呼声不绝于耳。1917年11月7日，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从此，中国思想文化的格局又一次发生了巨大改变—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五四”时期的新文化人物，包括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主张中西学的会通与融合。随着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中国的崛起，近代中外文化经百年的互动与融合，最终促成中华古老文化的新生。
——摘编自张允熠《近代中西文明的冲突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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