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古代中国乡村公共事务的管理，主要依靠社会自身力量，形成了蕴含自治元素的乡里制度。其中，萌生于商周、定型于春秋战国、确立于秦汉时期的非行政机构乡里组织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汉代的三老制，三老均是道德的楷模，位尊权重声隆。此后各朝各代，无论其组织结构如何变化，政府对其控制或强或弱，组织祭祀、劝课农桑、兴修水利、维护治安、调解纷争以及道德教化等，始终是乡里组织的基本职能。在以相近地域和血缘结合起来的古代乡村，宗族组织及宗族制度占有显著地位，它交织缠绕、影响以至操纵着乡里组织。乡约则是出现于宋代的民间士绅自发性的伦理型文化组织，创立的初衷在于利民、惠民，使乡里形成互助、互敬、互守的社会秩序，凡具科举功名者，居士绅之列，因其“四民之首”的社会地位和对知识文化的握有，而成为地方权威，既是主流价值观的代表和传播者，也是乡村公共事务的组织和领导者。
——摘编自薛冰、岳成浩《古代中国基层自治实践对现代公共管理的意义》
材料二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一批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不断倡导和推行地方自治。1908年起，清政府颁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等，其中规定：议员由选民自由选举，议决问题取决于多数；会议非有议员半数以上到会，不得议决；设立议事会与董事会，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不识文字者”不得为选民；居民内除素行公正、众望允孚者经议事会特别议决可为选民外，必须年纳正税或公益捐二元以上才可充当选民；女子“若有纳正税或公益捐较本地选民内纳捐最多之人所纳尤多者”也可为选民；地方官有申请督抚解散城镇乡议事会、董事会及撤销自治职员之权等。但清政府的地方自治改革随其灭亡而终归失败。
——摘编自高旺《清末地方自治运动及其对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
——摘编自清和《中国及世界经济未来如何演进？》
从图中提出一个论题，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论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表述清晰。）
材料
东晋以来，南北分裂局面延续了约270年。分裂往往带来战乱，当时政府对战场上立功的将领通常要“报功酬席”，当时最流行的分赏物便是州牧、郡守等职。为了制造足够多的职务，政府只得将“一郡分成四五，一县分成两三”。行政区划的这种极端混乱局面，反映出中央政权控制力的衰落，也说明州郡具三级体制已接近于崩溃。
隋开皇三年（583年），兵部尚书杨尚希上表说：“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所谓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今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才。”隋文帝采用此建议，罢去郡一级，改为州县两级制，并且合并了一些州县，清除了过去层次、机构过多的弊端，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隋炀帝仰慕汉朝制度，又模仿汉武帝设司隶刺史，分部巡查。
——摘编自赵聚军《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的理论研究－基于政府职能转变的视角》等
材料
1919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开会，讨论善后问题。因《凡尔赛和约》规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华权益，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以示抗议。此后，中国以战胜国身份与战败国德国、奥地利等展开谈判。自1920年8月起，中德谈判历经八个月，四十余次会议，最终在1921年5月20日签订了恢复两国外交关系的《中德协约》。协约取消了德国在过去不平等条约中享有的在华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权，两国确定彼此尊重领土主权，实行平等互利的友好交往与商务关系。德国以现款400万元及津浦、湖广铁路债券交与中国作为战事赔偿的一部分，并放弃庚子赔款。中国同意解禁战时被查封的德国在华财产。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西方大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在中国应对列强外交方面有积极的政治意义。对战后德国来说，恢复与中国的外交关系，特别是贸易关系，有巨大的经济意义。
——摘编自李乐曾《中德关系的历史回顾与反思》
材料
沈葆桢（1820年－1879年），福建侯官人，晚清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近代造船、航运、海军建设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沈葆桢的名字是舅舅林则徐起的，取“永葆桢干”之意。少年时，受业于著名经学家林昌彝，颇受其“经世致用”思想影响。后阅览了大量中外名作，常与舅舅促膝对谈，对“洋务”有了初步了解。
1866年，左宗棠授命筹建福建船政，不久被派任陕甘总督，便推荐沈葆桢主持船政。沈葆桢上任后，不顾重重阻力，在“购置者权操于人，何如制造者权操诸己”思想指导下，大张旗鼓地开办船政。1868年1月，主持了中国人自造的第一艘蒸汽机战舰“万年青”号。他深知要科技强军，必须培养人才，为此创办了福州船政学堂，还推动了中国第一波出国留学的浪潮。1874年，日本发动侵台战争。清廷派沈葆桢为钦差大臣，赴台办理海防和日本撤兵交涉。
由此，开始了他在台湾的近代化倡导之路，先后推行开山、开禁、开府、开矿等一系列新政，改变了台湾的封闭局面，使台湾步入开放和近代化进程。
——摘编自沈岩《沈葆桢：中国近代船政奠基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