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目 | 概况 |
| 加侍中 | 文武大臣加上侍中名号可入禁中受事 |
| 加给事中 | 为列侯、将军、谒者等的加官，侍从皇帝左右，备顾问应对，参议政事 |
| 加诸吏 | 可以监察、甚至弹劾朝廷官员 |
| 时间 | 事件 |
| 1945年 | 《联合国宪章》正式生效 |
| 1945年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华盛顿成立 |
| 1946年 | 世界银行开始运行 |
| 1948年 |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临时适用 |
材料一 所谓“中国者，天下之中也”。即九州的中心为华夏族的居住区，其四周被视作虚幻的方外，为四夷居住区，拱卫中国。中国古代“天下观”是有限性疆域的观念，而“大一统”和“夷夏观”则在“天下观”的基础上，由历代儒家学者根据不同形势而构建的两个重要方面。这种一体两面的认知随儒学成为官方哲学而被意识形态化，进而形成了祭天制度、礼法制度以及对边疆统治制度等有利于“天下归一”的有力实践。
——改编自吕文利《中国古代天下观的意识形态建构及其制度实践》
材料二 国家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社会分工及私有制是国家产生的原因。国家应该包含以下几点：其一，国家作为实行阶级统治的社会公共权力机构，是阶级统治的政治形式。其二，国家是特殊的暴力机器，“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其三，国家必须履行社会管理等公共职能。尽管一切剥削阶级国家本质上都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其四，随社会不断发展，国家最终将被“自由人联合体”取代。
——改编自袁明、黄明娣《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研究综述》
材料三 习近平主席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主席着眼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提出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表达了中国对于国际秩序的美好愿望和追求，成为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
——改编自陈积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时代背景》
材料一：英国“光荣革命”（实际是一次政变）大概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一次政治设计。它在一个有长期专制传统的国家找到了一个摆脱革命与专制的循环，能有效地控制“控制者”的办法。……这大概是改造专制制度以进行制度创新，摆脱专制的革命循环走向长治久安的最完美的例子。这个例子对中国有意义，而美国在英国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发展民主制度的历史对中国意义不大，因为中国不是像美国这类“没有历史的国家”。
——杨小凯《中国政治随想录》
材料二：美国的共和政体吸收了雅典民主的理念，保障“人民”对政府的参与、信任和制约，意在追求“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它用代表制改造了罗马的公民大会，使之成为“委托——代理”的“间接民主”机构。它借鉴了君主制的长处，强化了行政权的功能和作用，并将它赋予单独一个人行使。同时，美国的建国者还从历代的分权理论和制度中获得借鉴，把它加以改造，转化为一种复合的分权和制衡体制，以防止政府某一分支侵夺或垄断权力，从而保证“有限政府”理念的实现。总而言之，美国的共和政体在一定意义上是对雅典民主、罗马共和制和英国宪政君主制加以综合吸收和创造性转化的结果。
——剑鸣《“共和”与“民主”的趋同——美国革命时期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
材料三：1978年至1992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重要法律230多个。其中主要包括《宪法》（82年修订）《刑法》《民法通则》《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1984年）《国务院组织法》《行政诉讼法》等，还包括商标法、专利法、森林法、民法通则等一大批用以维护社会生活基本秩序的法律法规，社会基本秩序得以恢复。特别是“八二宪法”的制定和颁布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法治发展奠定了基本的制度和法律框架。……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第二个立法高峰。这一时期大批用来调整经济活动的法律法规纷纷出台。仅1993、1994两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经济方面的法律就有公司法、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对外贸易法、注册会计师法、预算法、农业法、仲裁法、审计法、广告法等。这一工作到上一世纪末基本完成，也就是说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用以规范、调整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框架。
请回答：
材料：中国的对外援助，从产生的第一天起就成为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大国外交的重要战略手段。总体而言，中国对外援助的70年的历史进程可以划分为探索（1953-1978年）、改革（1978-2012年）、创新（2013年至今）三个时期，其中探索和改革时期的对外援助概况如下：
|
概况 |
|
|
探索时期 |
1950—1953年抗美援朝，除作战，还提供大量无偿援助，战后帮助朝鲜重建。1950—1954年援越抗法，提供军事和物资援助。这一时期，中国还先后向蒙古国、阿尔巴尼亚、古巴等国提供物资和项目援助。1956年起，中国先后与柬埔寨、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国签订援助合作协议；向埃及、也门王国提供援助。 1964年，中国正式提出“援外八项原则”，在继续保持意识形态领域援助力度同时，努力扩大对非洲等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援助。从1964—1970年，先后有10个非洲国家同中国新建经济技术合作关系。 截至1978年，中国的受援国已经增加到66个。 |
|
改革时期 |
70年代末80年代初，援外工作：逐步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宣布“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等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四项原则；对外援助财政支出明显下降，开始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走互利合作的新道路。 进入90年代后，在援助方式方面，主要推行对外援助体系的结构调整和多元化；在管理体制方面，主要引入竞争导向和市场化手段。 2000年开始，中国先后建立“中非合作论坛”“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等多个以中国为核心的全方位国际发展新平台。 这一时期，中国的受援国从20世纪80年代的83个进一步发展到100多个。 |
——摘编自俞子荣《不平凡的探索与成就―中国对外援助70年》
从上述材料中提取有关信息，拟定一个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持论有据，表述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