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早期英国法治建设，更多的依赖宗教和道德，而宗教教义和道德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稳定性。随着近代英国政治制度崩溃、社会体系撕裂，各种政治派别粉墨登场，各类政治主张层出不穷。其中，洛克的自由主义法治思想，将保护个人自由与限制政府专断权力联系在一起，建立了基于公民权利的现代意义法治观，为英国君主立宪制提供了法理依据。在激烈的论辩中，英国的法治思想得以发展。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政治论战中的思想成果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巩固并保存下来，如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1689年的《权利法案》，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等。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不仅建立了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国家，而且“从中产生出来的是有关法律至上、人民的基本权利和政治权威的民主基础的一系列原则”，这是当时英国各个组织相互间利益妥协的结果，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在此基础上近代英国建构了资产阶级主导的现代政治体制。
——摘编自叶海涛、方正《近代英国法治思想的传播与当代启示》
材料二：1922年中国共产党拟定的《劳动立法大纲》，这是最早提出关于劳动立法的斗争纲领，此外，党领导下的革命组织还制定了一系列规约禁令。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初步构建了苏维埃法律体系，开创了人民司法的先河。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兴起调研之风，参议会在掌握具体实情的基础上，开展一系列立法工作，不仅颁布了与宪法具有同等性质和地位的施政纲领，同时通过了关于各级参议会的选举、地权及土地租赁等各项条例以及政治法律、财政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项重要提案。依据施政纲领，边区政府在党的领导下颁布了涉及行政、“三三制”、禁毒、税收、防疫、粮食、土地、社会保障以及劳动、婚姻、诉讼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初步构建了符合边区实际的新民主主义法律体系。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选择性地继承土地革命时期的法律法规，适当借鉴国民党政府法律中的合理内容，使法治体系更为健全。在司法实践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法治建设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
——摘编自刘晓慧《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法治建设研究》
材料：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我国逐步形成了以国家、地方体委为主导的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开放后，国家体委成立了训练竞赛六司，开始优先发展竞技体育，通过加大竞技体育财政投入等方式，推动我国竞技体育水平迅速提高。1986年是我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元年，国家体委颁布了《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草案的总方针是“推动体育社会化、科学化，促进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由于此次改革存在不完整与不健全性，国家体委于1993年制定《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该《意见》明确要求体育体制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并首次提出要将政府与社会力量相结合，推进政府部门简政放权，政事分开、管办分离。在北京奥运会后我国又进行了新一轮的体育改革，重点围绕政府、协会、竞赛等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其效益正逐渐对全民健康产生影响。
——摘编自穆文浩《我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回溯与构想》
材料：1950年11月，第二次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在华沙举行，81个国家的代表参加，大会决定成立世界和平理事会，法国的约里奥·居里教授担任理事会主席，毕加索的《和平鸽》被确定为该组织的象征。世界和平理事会建议在每个国家建立国家和平委员会。世界和平理事会是世界和平运动的重要推动力量，是一个反帝国主义，倡导普遍裁军、民主、独立、和平共处的国际群众运动组织。世界和平理事会数十年来形成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理论，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积极进行关于抵抗帝国主义政治、军事、经济、意识形态等形式攻击的理论探索。同时，世界和平理事会开展了各种反帝实践活动，如组织国际会议，探讨解决世界困境的方案，为抗议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发起示威游行活动，举行各种重大事件的纪念活动等。
——摘编自余维海《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历史演进、理论主张与实践斗争》
材料：1871年起，刘铭传隐居合肥故乡，但当见清廷一道“现值时事需材孔亟”，“即行来京陛见”的谕旨时，毅然复出，督办台湾军务。刘铭传赶赴台湾后，调整兵力部署，加强设防，采取灵活的战略战术，身先士卒，经过八个月的英勇作战，迫使法军撤出台湾。刘铭传认为“台湾为东南七省门户，各国无不垂涎”，为此他专心筹办台湾防务和各项建设事务，为台湾设省创造条件。他在台湾的努力和建设，成效卓著。其主要方面：一是加强和巩固台湾防务。二是对台湾原住民采取多种措施扶助。三是开展生产建设，发展台湾经济，增强经济实力。四是实行“清赋”，调整租户负担，调动农业生产积极性，增加财政收入，积聚经济建设资金。五是发展教育文化事业，培养和选用建设人才。1885年10月12日，清政府批准了台湾建省的奏议，刘铭传改任首任台湾巡抚。上任后，刘铭传忠实履行巡抚职责，在治理台湾方面取得积极成效。
——摘编自陈铮《不辱保台建省维护统一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