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传统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是对立统一的。从秦汉时期形成封建的大一统文化，至董仲舒所倡导的“独尊儒术”又把这一统一性推向极致，但并不意味中国传统文化只有单一的内容。事实上，它又是多样性，比如汉宣帝所称的“吾家治国之道，霸王道杂之”。而中国传统文化的连续性和兼容性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古代历经战争动乱、社会分裂和王朝更替，这个文化并未中断自己的传统，总是在继承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仅就先秦而论，从周人对前代的维新，到孔子对周礼的重新解释；从孟子对孔子思想的发展，到荀子对先秦百家争鸣的总结与融合，就表现为一个连续性与变革性的过程。
——摘编自张岱年《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材料二：1840年以来，中国文化迈入从传统走向近现代的转型。这一时段的困境，有诸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当时原有中华文化体系无法提供现成的救国治国方案，以致使我们不得不从外来文化中去寻找。19世纪末，从康有为到孙中山，仁人志士从西方文化体系中寻找救国良方多方努力，但均未成功；20世纪初，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同样是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后，才使中国最终摆脱百年困境，走向独立富强，中国人之所以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与此同时实践也证明了中国文化出路——-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与中国固有文化体系二者结合，并不断吸纳全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以使中华文化体系能与时俱进，永存活力。这在另一方面，也恰恰说明了中华文化体系有吸收、融合并消化异质文化中合理成分的机制，是中华文化强大生命力的体现，也是我们树立文化自信的根本。
——摘编自曾加荣《中国传统文化概要》
材料一：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已经开始筹划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美国所设想的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由贸易和金融两部分组成。在贸易方面，由国务院牵头，自1943年起游说各国成立以自由贸易为宗旨的国际贸易体系；在金融方面，由财政部牵头，自1941年起与英国一起筹组以自由汇兑固定汇率为特征的国际金融体系。
——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第3版》
材料二：欧洲和北美的集团化趋势及其浓厚的排他性色彩极大地刺激了亚太地区的合作进程，APEC的成立极大推动了区域集团化。区域集团化不能孤立地理解为单纯的经济现象，它将必然涉及到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领域。区域集团间的互相合作、互相竞争，使区域集团成为国际关系主体。一些中小国家以集团化的形式和力量，改变着大国主宰国际事务的格局。集团各成员为追求共同的经济利益，内部盛行平等协商与互利合作。
——摘编自谢晓平等《区域集团化对当前世界经济的影响》
材料一：大运河开掘于春秋时期，成于隋朝，繁荣于唐宋，取直于元代，疏通于明清。隋代开凿的大运河，以京都洛阳为中心，东北抵涿郡，东南至余杭，沟通了五大水系。大运河不仅承载着封建王朝的兴衰成败，也浸透着无数黎民百姓的深重苦难。大运河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积淀了底蕴深厚的运河文化，成为华夏民族强盛不衰的灵魂。中国文化中心由此往南迁移，大致上也是沿着运河的西北东南方向前进的。明清以来，繁忙的大运河更是将富庶的江南与帝国心脏紧密相连，带动了运河城市的整体兴盛，其历史意义早已超脱浆声灯影的本体。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改道，运河浅梗。河运日益困难。宣统年间，津满铁路通车后，大运河的运输作用逐渐为铁路所代替。辛亥革命后，漕运寿终正寝。——摘编自《大运河漕运的兴衰》
材料二：英国运河的兴起时间与工业革命的兴起时间基本重合，其在天时、地利、人和政策的综合因素促进下，在短短数十年间成长为当时最重要的交通运输方式。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是英国运河从繁荣到衰落的主要时期。一项具有良好前景的行业，在不足百年的时间里走完了兴起到衰落的全过程……与铁路的规格统一相比，标准不一的运输竞争力处于下风。工业革命对英国运河的发展是把双刃剑。
——《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英国运河的兴衰》
材料：在汉代文物中，骆驼并不多见，其形象塑造上没有变化多样的姿态，也与真实情况差距很大，蹄子与马蹄无异，且大都混同在各类动物之中，没有明显的特别含义。北魏是表现骆驼形象的第一个高潮时期，骆驼载货，特别是驮载丝绸成为极富特征的造型。到了唐代，以骆驼为题材的塑像、绘画剧增，且大量出现在不是骆驼产地的中原地区。在骆驼形象的塑造上，很多陶塑抓住了骆驼习性中精彩的瞬间，充满动感，极为传神；很多不再是简单的形象再现，它们或大步行走，或引颈长啸，像是与险象环生的自然环境选行抗争，渗透着对现实生活的歌颂和向往。这一时期骆驼载货的造型更为流行，驮载货物的种类也更多，并且胡人牵骆驼的搭配造型在骆驼陶俑创作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摘编自齐东方《丝绸之路的象征符号——骆驼》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汉唐文物中骆驼形象的变化进行阐释。（要求：表述成文，观点明确，论证充分，逻辑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