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五尺道是连接云南与内地的最古老官道。公元前246年，秦王嬴政从修筑道路入手开发和治理云南，蜀郡太守李冰在川滇交界僰道(今四川宜宾)地区开山凿崖，修筑通往滇东北的道路。始皇统一中国后，又派常安继续修筑这条道路，五尺道从蜀南下经僰道、来提(今云南昭通)后到滇池。这条道路尽管狭窄，却和秦始皇在全国其他地方修筑的宽达五十步的“驰道”具有同等重要意义，是云南与蜀的重要商道。
——摘编自李进《秦朝的边疆经略》等
材料二：孙中山的民族观经历了汉族主义，五族共和，到大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在吸纳世界近代民族国家的思想后，孙中山于1919年提出了融合国内各族而成一中华民族的思想：“夫汉族光复，满清倾覆，不过只达到民族主义之一消极目的而已，从此当努力猛进，以达民族主义之积极目的也。积极目的为何？即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
——摘编自朱其永《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历史演进与内在逻辑》
材料三：在我国，汉族人口多，占的地方少，少数民族人口少，占的地方大，悬殊很大。
中国如果采取联邦制，就会在各民族间增加界墙，增加民族纠纷。所以我们不采取这种办法，而要实行新的政策。
——周恩来(1957年3月25日)
材料一：巴黎和会前后的爱国运动， 遍及海内外所有中国人中间，国人对以往的外交政策及本国政府不再抱有希望。既如此，只有自己行动起来，“国民外交”成了一个响亮口号。爱国各阶层将帝国主义侵略和对中国主权领土的破坏视为外敌与内奸共同作用的结果，这表明此时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发展到国民整体主动地将反帝反封建斗争结合起来的新阶段。
——摘编自卫金桂《论五四时期的中国民族主义》
材料二：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 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共同目标下，工人、农民、青年学生以及商人、妇女等各个阶层的广大民众都被动员起来。当时的国共两党，一个关注上层，一个关注下层；一个重视军事，一个重视民众，北伐战争的迅猛推进，时论认为“枪与笔联合起来，所以到处如入无人之境”。
——摘编自张海鹏主编 《中国近代通史》
材料三：抗日战争部分大事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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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
大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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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5月24日 |
《义勇军进行曲》借助电影《风云儿女》开始传唱大江南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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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9月22日 |
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提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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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5月26日 |
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指出人民战争的力量及其源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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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8月20日 |
八路军对华北日军发起总攻，参战兵力达105个团 |
—— 摘编自张宪文等著《中华民国史》
材料一：古代政治制度中对于重大问题决策采取集议、廷议等“协商”形式。秦朝凡是重大事件，如议帝号、封建、封禅等都与大臣商议。汉代承袭此制，如立嗣、立法、人事任免、教育、盐铁专卖、边事、出战、迁都等重大问题都要协商。集议一般由丞相、御史大夫主持，如果议题特别重要皇帝也会参加或主持。参加集议的人数根据议题牵涉面而定，少则几人，多则几百人。汉代设置了针对国家某项重大政策的“专题协商”会，如有关经济民生领域的盐铁专卖会议等。隋唐建立起一套“中书出令、门下封驳、尚书施行”的“决策一执行”机制，以宰相为代表的中枢辅政集团“协商”议事成为皇帝最终裁决的前提和基础。在明清两代，一些重大问题决策、重要人事选任、重大案件审理通常都要进行不同方式的协商。
——据齐惠《中国古代政治中的“协商”因素》
材料二：1925年， 褚辅成在善后会议上正式提出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草案》，主张“罗致各派要人、各省主帅”共23人组成国务院，接受法律限制与人民监督，协商国是。由于段祺瑞临时政府将之视为“捣乱”，这一提案无疾而终。国民党早期提倡国民会议，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响应，而后来国民会议却沦为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工具。中国共产党先后创造了“三三制”、多党合作的联合政府、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三大协商民主的实现形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成为近代中国发展的必然归宿。
——据张涛《协商民主视阈下九三学社先贤政治主张的历史定位——以褚辅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草案》为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