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商鞅变法之前。秦人尚武，私斗成风。商鞅在变法中引导人们杀敌立功、追名逐利，乃致达到“闻战而相贺”的地步，形成了“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局面。在秦人价值观中，伦理意识差，亲情和宗法观念淡薄，讲求功利的氛围浓烈。商鞅据此宣扬“国好力者以难攻，以难攻者必兴”的理论，而道德.知识则是有害无益的，指出要发展国家的实力，就要顺应民众“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的本性，以重刑厚赏的严密措施，把人民的力量集中到“农战”方面来。商鞅极力限制和削弱贵族的世袭特权，强制秦人把大家族变为小家庭，“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新法实行后，“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在社会上普遍确立。
——摘编自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等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破壳而出，独立地发展起来，并从此确立了它们的统治地位。它们把自己活动的领域和研究的对象集中在人文方面，而把鬼神生死之类的宗教问题置之度外。它们重视现世人生的意义，高度评价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作用，称颂人性的完美和崇高，推重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老子、庄子把所谓“天道”“地道”“人道”中的“道”抽象出来，实际上是被实体化了的普遍规律。荀子主张以“道”为“衡”，也就是主张以人们认识到的法则、规律为裁判衡量一切的准绳。
——摘编自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中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
材料二 中国的理性主义在17世纪传入欧洲后，对启蒙运动产生了一定影响。洛克的学生沙夫茨伯里伯爵就曾表示“有一种强大的光在全世界散播开来，特别是在英国和荷兰这两个自由国度……文学与知识必将空前地大步前进”。理性主义是启蒙运动的旗帜，这场运动对当时的社会、政治、道德等提出广泛批判，力图通过传播知识来改善人类状况。欧美启蒙思想家大多持世界主义的观念。他们谈论的只是全人类，认为他们提倡的原则也适用于全人类。他们都怀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反对宗教上的蒙昧主义和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大多把英国视为理想政府的典范。
——摘编自齐世荣总主编《世界史.近代卷》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