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秦始皇全面推行郡县制，以郡统县，郡行政长官称守，掌一郡行政等事务，设郡尉负责军事。郡下设县，县行政长官称县令（长）。每年岁末，郡守派遣官吏赴京师上计（地方官吏于岁末将一年的政绩汇报给国君或上级官员），向中央呈交记录本郡情况的计簿。朝廷据此行赏罚。县则在郡上计前，向郡守呈交县计簿。中央派监御史监察郡政，纠举弹劾有罪过的官吏。
——摘编自《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二：（汉高祖）认为秦亡的原因之一是不分封子弟，孤立无援，故而又重新分封了自己的若干兄弟子侄为同姓王。……诸侯王在自己王国内拥有较大权力，可自行任命大部分官员并征收赋税，大者地跨数郡，其总地盘超出汉朝廷直辖郡县。汉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于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颁布“推恩令”，允许并鼓励诸侯王“推私恩”将王国土地再行分封给子弟为列侯。此举没有像削藩那样招致反抗，效果异曲同工，“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此后，又颁行“左官律”“附益法”，规定王国官为“左官”以示歧视，又限制士人与诸王“附益”交游。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一：诸子学说兴起和春秋战国时期文化转型的根本原因在于礼乐文化的失范，即礼乐文化丧失了它应有的社会和文化功能，它已不再适应这个变化了的社会。诸子百家的思想文化则正是在重重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下，围绕着解决上述问题而展开的思考和理论探索。儒家从历史文献的经验中找寻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可以说儒家注重对历史文化的继承与吸收。道家从“天”和“自然”的规律中找寻社会和人生的规律，他们一方面说要“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弃绝一切人为的造作，另一方面又倡导“道法自然”“无为”……墨家以宗教的热情和绝对平等的信念提出理论并躬行实践。
——摘编自潘俊杰、魏婧《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转型》
材料二：在传统意义上，中国历史就是集权的历史。“假设没有这样的中央集权，我们大多数的祖先都已不能生存，遑论（谈不上）我们后代”。因为地理与统治的封闭性，中国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体系，正如黑格尔所说，中国是世界的“例外”。这种封闭性不仅令中国文化自成一统，也使历史在中国形成独特的样式。这种“中国特色”的历史不仅以宫廷权谋为主流，还缺乏整个人类世界的历史背景，似乎中国完全独立于世界而存在。从大历史的视角来看，这种历史算不得真正的历史，只是“中国志”而已，因为它完全是停留在中国视野内的一种“地方志”写作。
——摘编自杜君立《历史的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