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历代均重视对边疆的治理。秦将郡县制推行到边疆地区。汉王朝除了设置郡县外，还设立属国管理内徙边疆民族，使其成为汉王朝边疆防御的重要力量。唐朝追求“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实行开明的治边政策。另外，为维护边疆地区的安定，唐王朝确立了军镇屯戍制度。元朝通过设立行省实现了对边疆地区广泛而直接的管理。清王朝从中外一体（内地与边疆为一个整体）的认识出发，以积极态度治理边疆各民族，使其起到“屏藩”、“拱卫”作用。在实际运作中，突出改革行政体制，如中央设理藩院，主管边疆民族事务，地方则因地制宜采用不同的统治体制。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
材料二：明朝自太祖朱元璋及以后诸帝放弃元朝凭借边疆向外扩展的做法，继承汉唐“守在四夷”的治边之策。朱元璋分封的诸子大都遣镇北方，前朝重北轻南的治边传统仍被明朝继承。为防范“北虏”南下，明朝修建九边重镇，修缮长城并驻重兵，以强硬的军事手段应对北方游牧势力。明朝对南部边疆也未放弃经营。在南部蛮夷地区大量派驻军队，以卫所的形式驻守各地。卫所军士有军籍，携带家眷子女，世代相继为军户。军士中大部分参加屯田，小部分驻防。在南部边疆各省，郡县、卫所互为表里，施政则相辅相制。卫所主要安置在农业地区及形胜险要之处，遂形成大规模的军事性质的移民浪潮，推动了卫所地区社会的发展。在设置卫所以外蛮夷聚居的边远地区，明朝普遍推行土司制度，总体上实行卫所与土司结合统治的双轨制。
——摘编自方铁《论元明清三朝的边疆治理制度》
材料三：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兴边富民行动“十三五”规划》，对中国边境的基层社会发展提出了“强基固边、民生安边、产业兴边、开放睦边、生态护边、团结稳边”等六项工程的整体规划。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守卫祖国边疆、共同创造美好生活”，要求积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坚定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切实在边疆民族地区构筑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
——摘编自李春晖、丁瑞雪《中国共产党边疆治理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1950年2月14日，经过毛泽东、周恩来同斯大林、维经斯基会谈，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条约规定：双方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等。苏联政府贷款3亿美元给中国政府。《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确定了中苏两国政治军事同盟关系以及发展两国友好关系的准则。1979年4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30年期满后不再延长。次年4月，该条约期满后废止。
——摘编自人民网《党史上的今天》
材料二：二战后，日本一直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更重视日本作为战略基地的作用，要将其纳入它的战略体系中。美国片面炮制的对日“和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其目的是谋求使其长期占领日本“合法化”。1950年8月，美英公布了“对日和约草案定本”。其中，在领土问题上它违背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协议》的规定，故意把中国台湾、澎湖列岛等归属问题弄得含混其词。同时，日本吉田政府在美国指示下，也同蒋介石集团签订了所谓的“和约”，并建立“外交关系”。1958年，杜勒斯等人说蒋军驻扎在金门、马祖是“愚蠢和不明智的”，企图使蒋军撤出金马等沿海岛屿，把台湾与大陆完全隔离开。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面对国际格局的演变和超级大国霸权地位的起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得以恢复，美国开始调整对华、对台政策。1972年，中美两国在上海发表了《上海公报》，美国表示：“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这是中国对美斗争的重大胜利。
——摘编自高民政《1949至1979：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军事政治较量及其影响》
材料三：2021年12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视频会晤。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影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中俄关系经受住各种风浪考验，展示出新的生机活力。双方正式宣布《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捍卫了各自国家尊严和两国共同利益。两国积极展现大国担当，阐述民主和人权的正确内涵，成为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中流砥柱。
——摘编自《人民日报：促进中俄关系向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高水平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