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说明（ ）
材料：唐初，三省以尚书省为首，尚书令地位极高，较难控制其权力。唐太宗继位后，因为他曾任尚书令一职，“其后人臣莫敢当”，其官职时有空缺，久而久之尚书令演变成一个荣誉职衔。唐太宗在位时，以三省之外的官员“参预朝政”，之后又在相位中添入“同平章事”等称号，位同三品。唐高宗在位时下令废除尚书令一职，后期又以“北门学士”分宰相之权。唐玄宗时“临时”命翰林学士以协助政务为由帮助皇帝起草诏书。唐德宗时翰林学士代行中书之职，成为“内相”。唐宪宗时命翰林首席学士掌制诏印，拥有独立的行政机构，与帝相共商国家大事。此后，翰林学士承旨成为制度，其权力凌驾于中书门下之上，中书门下逐渐脱离中枢体制。此外，还出现拜计臣为“计相”、君主直接控制军事力量神策军等现象，都属于削弱三省权力的一部分。这为北宋三省六部制的调整埋下了伏笔。
——据蔡澄《唐朝三省六部制的制度缺陷及其变迁》整理
材料一：西汉立国之初，经济萧条，百废待兴。匈奴凭借兵强马壮，多次南侵扰边，给西汉造成严重威胁。为了宁边固界、稳定政权，刘邦采纳大臣建议，与匈奴“和亲”。惠帝、文帝、景帝承袭前制，继续推行与匈奴“和亲”政策，使汉匈休战得以维持60余年。西汉“和亲”与匈奴达14次，与乌孙2次，均带明显的政治针对性，或缓解边境压力，或为军事结盟之需。
李唐王朝带有鲜卑族血统，与西北少数民族多有接触，“夷夏之别”的观念相对淡薄。唐朝与少数民族政权“和亲”多数较为主动而开放。“和亲”多出于建立友好互信、发展双边关系的需要，拓土开疆为主要目的。寰宇四邻、目及四海，可谓“四面出击”，涉及吐谷浑、突厥、吐蕃等九个少数民族，最远伸及中亚锡尔河中游的宁远国。
——摘编自唐建兵《汉唐“和亲”政策之比较》
材料二：清代的满蒙联姻是五代以后次数最多、范围最广的和亲。满蒙联姻从一开始即有一个明确目的：与对方结成政治性联盟，进而将蒙古造成一支清朝在政治斗争中可以直接借助的力量。早在努尔哈赤时代，满州贵族每与一支蒙古部落接近或通婚，都要继以政治性盟约来约束对方。天命中，努尔哈赤曾先后数次与科尔沁和喀尔喀五部贝勒举行盟誓，反复重申要“相与盟好，合谋并力”对付明王朝及察哈尔，将它们纳入自己的行动轨道。入关以后，满洲贵族和蒙古王公之间更是形成了一种具有特殊君臣身份的政治结盟关系，蒙古王公地位的升降，爵号的封削，联姻关系是连续发展还是就此中止等等，无一不以王公额附对清廷效忠的程度为转移。
——崔明德、林恩显《论中国古代和亲的类型、特点及其它》
材料一：元明以前中国的主要衣用植物是丝、麻、葛类，明代《大学衍义朴》记载：“汉唐之世，远夷虽以木棉入贡，中国未有其种……宋元之间，始传其种入中国。”北宋时期，福建、广东一带棉花种植已十分发达，北宋《文昌杂录》称“闵岭以南多种木棉，土人竞植之”。南宋传到江浙一带，元代的江西、江浙等行省都有种植。到了明代棉花已经在北方黄河流域大量种植，徐光启《农政全书》称，棉花“宋末始入江南，今则遍及江北与中州（今河南一带）矣”。
——摘编自蓝勇《中国历史地理》
材料二：鸦片战争后外国商品的输入破坏了中国家庭手工业，尤以棉纺织手工业最为典型。当英国的棉纺织业进入到机器生产阶段后，中国手工业棉纺织业的竞争力相形见绌。因为洋纱便宜，许多农民购买洋纱代替土纱进行手工织布。1894年，闽粤地区的手纺业“已有如风流云散”，“觅一纺纱器具而不可得”。洋布在中国的销量也越来越多，缓慢地克服了小生产者的顽强抵抗。洋纱洋布已经逐渐由沿海向边远腹地扩散。19世纪60年代，洋纱在中国土布生产中的使用率只占0.56%，90年代上升到18.94%。洋布在中国年用布总量中的比重，也从60年代的3.2%上升到90年代的13.39%。
——摘编自赵津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
材料：1905年在清末的各年份中看似平常，但实际却是充满躁动与梦想的一个年份。
历史事件 | 经过 | 影响 |
日俄战争 | 日俄以中国东北为战场，清政府宣布“局外中立”，俄国战败 | 给东北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使“排满革命”呼声渐起，君主立宪思想风行 |
废除科举制 | 清廷发布谕令“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即停止” | 推动新式教育发展和大批学生留学，新式知识分子数量激增与分化，使清政府在思想文化上的控制力削弱 |
邹容之死 | 由于大力宣扬反清爱国的革命思想，邹容遭到清政府的逮捕而被迫害致死 | 暴露了清政府的反动本质，使革命思想传播更广，使更多的人走上资产阶级革命道路 |
孙中山与严复会晤 | 交谈的中心内容为如何改造中国，严力主改良，孙主张革命 | 严与孙的分歧反映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分道扬镳，更多的人转向革命派 |
从表中提取相关历史信息，围绕1905年的相关史实，自行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阐述须有史实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