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自隋朝开凿大运河后，各个朝代都花费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对运河进行建造与修补，而这背后的动因除了保持交通的畅通之外，更多的在于交通所带来的运输上的便捷，经济上的互通，政治上的传递。公务的正常运转，粮食的运输，军队的出征等都可以通过运河来有效地提升其推进的效率。在各个历史朝代，大运河还发挥了航运交通之外的其他功能，如灌溉，防洪，排涝等。
——摘编自董肖肖《明清京杭大运河的历史变迁》
材料二：清末，京杭大运河屡屡断航，清朝政府已经无力疏通，几乎到了废止的地步。到19世纪40年代，海运已经不可避免地被用来代替漕运，再加上1845年后京师地区严重的粮荒、太平天国战乱及1853年黄河灾难性改道，使得清政府排除了重新考虑恢复运河体系的可能性。19世纪后期，南北海运兴起，津浦和沪宁铁路通车，长江中下游南北各省的物资流动转移了路线，运河沿岸的物资北运大都选择海运和铁路运输，大运河的作用逐渐缩小。大运河不再是南北水运的主要商路，江南运河虽尚可维持，但仅是江南地区的一条区域性运道，对沿线城市发展的影响力逐渐变小。鸦片战争后的百余年里，中国又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战争的破坏，使得江南经济的发展停滞不前，城市凋敝，残破不堪。
——摘编自张小庆、张金池《京杭大运河江南河段沿线城市的形成与变迁》
材料一：1901年西奥多罗斯福上台时，就深知开凿运河的必要性，也成为他对外政策的核心。运河的建成将加强贸易并使美国海军舰队能够迅速地从一边海岸到另一边海岸，使美国海军舰队的效率成倍增长。再加上他的好友、海权论创始人艾尔弗雷德.马汉对他进行的思想灌输是关于运河的商业和战略价值。1903年，在美国的精心策划下，通过系列手段和不平等条约将巴拿马运河攥在了自己的手里。
——王子建《美国海权理论在夺取巴拿马运河中的应用》
材料二：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卡特政府通过艰难的双重政治博弈，最终使得运河新约达成和批准。根据运河新约的相关规定，美国至少在名义和法理上不得不放弃对运河区的永久直接政治和军事占领，大幅度增加了所付的运河年度租金。与此同时，美国获得了长达23年的运河经营和管理过渡期。通过逐步有序的权力移交，美国规避了运河经营和管理问题上的真正失控，在过渡期结束后还有权力和资格继续负责运河的实际防务安全。
——杨建国《卡特政府在<巴拿马运河新条约>上的双重政治博奔（1977-19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