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在上面讨论权力的性质时已提出三种方式：一是在社会冲突中所发生的横暴权力；二是从社会合作中所发生的同意权力；三是从社会继替中所发生的长老权力。现在我又想提出第四种权力，这种权力发生在激烈的社会变迁过程之中。社会继替是指人物在固定的社会结构中的流动；社会变迁却是指社会结构本身的变动。这两种过程并不是冲突的，而是同时存在的，任何社会绝不会有一天突然变出一个和旧有结构完全不同的样式，所谓社会变迁，不论怎样快，也是逐步的；所变的，在一个时候说，总是整个结构中的一小部分。
社会变迁常是发生在旧有社会结构不能应付新环境的时候。新的环境发生了，人们最初遭遇到的是旧方法不能获得有效的结果，生活上发生了困难。新的方法却又不是现存的，必须有人发明，或是有人向别种文化去学习，输入，还得经过试验，才能被人接受，完成社会变迁的过程。这里发生了“文化英雄”，他提得出办法，有能力组织新的试验，能获得别人的信任。这种人可以支配跟从他的群众，发生了一种权力。它是时势所造成的，无以名之，名之曰时势权力。这种时势权力在初民社会中常可以看到。这种权力最不发达的是在安定的社会中。乡土社会是一个最容易安定的社会，因之它也是一个很少“领袖”和“英雄”的社会。
儒家所注重的“孝”道，其实是维持社会安定的手段，孝的解释是“无违”，那就是承认长老权力。乡土社会环境固定，长老保持他们的权力，子弟们在无违的标准中接受传统的统治。在这里不发生“反对”，长老权力也不容忍反对。长老权力是建立在教化作用之上的，教化是有知对无知，如果所传递的文化是有效的，被教的自然没有反对的必要。
长老权力下的乡土社会，“反对”被时间冲淡，成了“注释”。注释是维持长老权力的形式而注入变动的内容。注释的变动方式可以引起名实之间极大的分离。在长老权力下，传统的形式是不准反对的，但是只要表面上承认这形式，内容却可以经注释而改变。结果不免是口是心非。虚伪在这种情境中不但是无可避免而且是必需的。对不能反对而又不切实用的教条或命令只有加以歪曲，只留一个面子。面子就是表面的无违。名实之间的距离跟着社会变迁速率而增加。社会如果加速地变动，注释式歪曲原意的办法也就免不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结果，位与权，名与实，言与行，话与事，理论与现实，全趋向于分离了。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名实的分离》）
材料二：
中国人讲的“家”是很有弹性的，小到一家三口大到无限远。比如平常我们都喜欢说“我们是自家人”。什么叫“自家人”呢？你再扩大点，比如“国家”，在英文里面“国家”是“State”，并没有一个“家”的意思在里面。其实，几乎各个地方的语言要表述“国家”的时候，他们的概念之中都不包括“家”，只有我们中国，或者受我们中华文化影响的地区，比如日本，的确也会有“国家”这个说法。所以“家”你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仔细想想你会发现它挺麻烦的。它牵涉的范围非常之广，因为它是一个不断有伸缩弹性的东西。
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人讲这个“家”恰恰能够说明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他说“西方的社会像一捆柴”。我们把这一捆柴里面的每根柴，理解为不同的个体、个人。把他们绑起来就成为一个社会或者团体，叫做“团体格局”。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的影响力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费孝通就用这个形象界定了我们中国社会的基本特质，他给它一个名字，叫“差序格局”。
费孝通说，因为整个社会是个差序格局，“家”的概念是可以伸缩的，跟我友好的那个关系网也是可以不断伸缩来回的。他还说，中国人对世态炎凉特别有感触，正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
正因为“公”“私”的界限没那么分明，中国传统社会里面特别喜欢讲人情、讲关系，又要讲面子，因此那些规矩就包括了很多不言自明的东西，包括了很多我们叫“礼”的东西，这是一种礼治。我们不太需要讲契约，我们就讲信用，好比你跟别人做生意、做买卖，你丧失了信用之后，就没人再找你做了。
假如这个社会，什么都是讲规矩、讲礼治、讲面子、讲关系、讲人情，那么法律在哪里呢？所以费孝通说，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的贪污问题很严重，是因为我们其实不太有法律观念，也不太有公共观念。
我们过去讲儒家道德，都是从小的教化，而这个教化都是有社会土壤的。但是假如今天城市不是乡土社会，农村也不再是过去的乡土社会的时候，这个儒家伦理就纯粹只是一套抽空现实环境的教条，那又该怎么办呢？
（摘编自梁文道《〈乡土中国〉：家，到底是什么呢》）
材料一：
自2019年发生的新冠疫情，一直深刻影响着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在人类遭遇挑战和危机的时刻，口述历史的价值越发突显。口述历史不仅能够探访尘埃落定的历史事实，也可以记录尘埃乍起的社会现象与思潮。可以说，如今口述历史的作用早已超出了记录历史这一传统范畴，而是承载着机构、团体、地域、民族甚至是国家的精神建构、文化塑造与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丁俊杰表示，“把（口述历史）这件事情做好，不仅关乎自己，实际上也关乎我们这个社会，关乎我们这个民族，（这是一件）利国利民，尤其对民族发展有利的事情。”
（《口述历史国际周2021：口述历史，连接过去与未来》）
材料二：
现今，在互联网引领的时代下，各种思想意识对人们的认识活动和行为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单一或相对简单的中华民族精神表现形式，已经不能满足这种社会环境下时代的发展。口述历史就是通过收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式。
进一步说，它是由准备完善的访谈者，以笔录、录音、影像等方式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的一种研究历史的方式。就其基本的科学属性而言，口述历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就其科学性质来讲，口述历史首先是一种科学方法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因此口述历史是以普通人为主体的，不同以往的历史学论著更多的是关于权力精英的声音。口述历史不仅以现实的历史方式再现了社会生活的丰富性，而且为历史研究本身开辟了新的领域，同时也使得有关历史的“声音”日趋多元和逼真。口述历史的载体也随着科学技术发展而日益多样化。20世纪40年代随着电子音像技术的进步，在搁置了几千年之后，口述历史复兴于20世纪中期。此外，口述历史功能作用是多元性的。实际上，它最主要的功能是对民间、社会资料的发掘。这也是各种研究最基本的需要，这说明了口述历史的重要性。
中华民族精神是历史积淀的产物，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各族人民的斗争，这反映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如何运用新的表现形式，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精神，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时代主题。
口述历史最为显著的作用就是“保存了即将逝去的过去的声音”。历史上有许多事件，由于各方的局限性，我们不能留下书面记录，人们需要了解历史真相，必须对当事人或知情人进行口头调查并收集口头凭证。
（摘编自赵彬彬、张慧峰《以口述历史形式彰显中华民族精神》）
材料三：
许多人对“口述历史是否值得相信”这一问题始终抱着怀疑的态度，这源于诸多影响口述历史可信度的因素不能被完全忽视或消除，因此研究者们应该尽力去完善和细化口述历史的研究过程。
对于那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尽管他们亲身参与到了事件的进程中，但也犹如盲人摸象一般，容易将他们看到或经历过的视为历史事实的全部，事实上谁都没有把握说自己可以掌握历史完整的真相。很多口述访谈的被访者以普通平民居多，他们的文化知识有限。一个人的知识储备会影响他对一个事件的理解深度。因此，平民的身份导致了认知能力的受限，且单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来看，他所能接触到的信息也是单一而有限的。尤其是在交通闭塞、通信初步发展的时期，普通民众能够接收到信息的渠道只有报纸、广播或电报，更遑论那些只能够通过信件才可以勉强进行信息交换的古老年代。历史是多元且复杂的。而当人们无法获取更多更全面的信息作为参考，只能基于自身的眼界去判断某个事物的时候，他的位置就决定了他的立场和角度，若只从其中一方的角度出发去看待历史事实，就很有可能出现偏差，并且降低历史真相的可信度。
口述者愿意并且可以陈述的回忆是有限且具有选择性的。经历过相同历史事件的人，如果在这个事件中他们所记忆的片段是相同或相似的，那么这段口述历史的可信度自然而然就提升了。但是，如果他们在脑海中所提取的记忆有限，忽略了某些细节之处，甚至是他们有意而为之，从而导致不同的口述者陈述相同事件时发生偏差，那么这也会极大地影响到口述历史的可信度。
访谈者在获得口述史的过程中占领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在前期的筹备、实际的访谈过程，还是后期的资料整理，访谈者的业务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段口述史的成功与否。以前的口述史大多是由访谈者在访谈过程中及时进行笔录，但难免会出现记漏或记错的情况。如今的口述访谈则可以借助更多的记录工具，如录音笔、摄像机等设备，从而更加准确而完整地记录下口述内容。
对于访谈者来说，具备一定的历史知识储备量是非常必要的，以免在访谈过程中因为自身背景知识的缺乏从而误读了口述者所表达的内容。
（摘编自黄心怡《借用新闻访谈技巧提升口述历史可信度的实践探析》）
文本一∶
到都市里去
萧红
临走时妈妈把自己耳上的银环摘下，并且说：“你把这个带去吧！放在包袱里，别叫人给你抢去，娘一个钱也没有。若饿肚时，你就去卖掉，买个干粮吃吧！”走出门去还听母亲说：“遇见日本子，你快伏在蒿子下。”
金枝走得很远，走下斜坡，但是娘的话仍是那样在耳边反复：“买个干粮吃。”她心中乱乱地幻想，她不知走了多远，她像从家向外逃跑一般，速步而不回头。小道也尽是生着短草，即便是短草也障碍金枝赶路的脚。
日本兵坐着马车，口里吸烟，从大道跑过。金枝有点颤抖了！她想起母亲的话，很快躺在小道旁的蒿子里。日本兵走过，她心跳着站起，她四面惶惶在望：母亲在哪里？家乡离开她很远，前面又来到一个生疏的村子，使她感觉到走过无数人间。
红日快要落过天边去，人影横倒地面杆子一般瘦长。踏过去一条小河桥，再没有多少路途了！哈尔滨城渺茫中有工厂的烟囱插入云天。
金枝在河边喝水，她回头望向家乡，家乡遥远而不可见。只是高高的山头，山下辨不清是烟是树，母亲就在烟树荫中。
她对于家乡的山是那般难舍，心脏在胸中飞起了！金枝感到自己的心已被摘掉不知抛向何处！她不愿走了，强行走过河桥又转入小道。前面哈尔滨城在招示她，背后家山向她送别。
小道不生蒿草，日本兵来时，让她躲身到地缝中去吗？她四面寻找，为了心脏不能平衡，脸面过量的流汗，她终于被日本兵寻到：“你的！……站住。”
金枝好比中了枪弹，滚下小沟去，日本兵走近，看一看她脏污的样子。
他们和肥鸭一般，嘴里发响摆动着身子，没有理她走过去了！他们走了许久许久，她仍没起来，以后她哭着，木桶扬翻在那里，小包袱从木桶滚出。她重新走起时，身影在地面越瘦越长起来，和细线似的。
金枝在夜的哈尔滨城，睡在一条小街阴沟板上。那条街是小工人和洋车夫们的街道。这条街连警察也没有，讨饭的老婆和小饭馆的伙计吵架。
满天星火，但那都疏远了！那是与金枝绝缘的物体。半夜过后金枝身边来了一条小狗，也许小狗是个受难的小狗？这流浪的狗它进木桶去睡。金枝醒来仍没出太阳，天空许多星充塞着。许多街头流浪人，尚挤在小饭馆门前，等候着最后的施舍。
金枝腿骨断了一般酸痛，不敢站起。最后她也挤进要饭人堆去，等了好久，伙计不见送饭出来，四月里露天睡宿打着透心地寒战，别人看她的时候，她觉得这个样子难看，忍了饿又来在原处。
夜的街头，这是怎样的人间？金枝小声喊着娘，身体在阴沟板上不住地抽拍。绝望着，哭着，但是她和木桶里在睡的小狗一般同样不被人注意，人间好像没有他们存在。天明，她不觉得饿，只是空虚，她的头脑空空尽尽了！
在街树下，一个缝补的婆子，她遇见对面去问：“我是新来的，新从乡下来的……”
看她作窘的样子，那个缝婆没理她，面色在清凉的早晨发着淡白走去。卷尾的小狗偎依着木桶好像偎依妈妈一般，早晨小狗大约感到太寒。小饭馆渐渐有人来往。一堆白热的馒头从窗口堆出。“老婶娘，我新从乡下来，……我跟你去，去赚几个钱吧！”
第二次，金枝成功了，那个婆子领她走，一些搅扰的街道，发出浊气的街道，她们走过。金枝好像才明白，这里不是乡间了，这里只是生疏、隔膜、无情感。一路除了饭馆门前的鸡、鱼，和香味，其余她都没有看见似的，都没有听闻似的。
“你就这样把袜子缝起来。”
在一个挂金牌的“鸦片专卖所”的门前，金枝打开小包，用剪刀剪了块布角，缝补不认识的男人的破袜。那婆子又在教她：“你要快缝，不管好坏，缝住，就算。”
金枝一点力量也没有，好像愿意赶快死似的，无论怎样努力眼睛也不能张开。一部汽车擦着她的身边驰过，跟着警察来了，指挥她说：“到那边去！这里也是你们缝穷的地方？”
金枝忙仰头说：“老总，我刚从乡下来，还不懂得规矩。”
在乡下叫惯了老总，她叫警察也是老总，因为她看警察也是庄严的样子，也是腰间佩枪。别人都笑她，那个警察也笑了。老缝婆又教说她：“不要理他，也不必说话，他说你，你躲后一步就完。”
她，金枝立刻觉得自己发羞，看一看自己的衣裳也不和别人同样，她立刻讨厌从乡下带来的破罐子，用脚踢了罐子一下。
袜子补完，肚子空虚的滋味不见终止，假若得法，她要到无论什么地方去偷一点东西吃。很长时间她停住针，细看那个立在街头吃饼干的孩子，一直到孩子把饼干的最末一块送进嘴去，她仍在看。
（节选自《生死场》第十四章）
文本二∶
关于小说的情节，福斯特说过：“‘国王死了，不久王后也死去了’便是故事；而‘国王死了，不久王后也因伤心而死’则是情节。”童庆炳说：“情节是按照因果逻辑组织起来的一系列事件，而且要求在事件的发展中变现出人物行为的矛盾冲突，由此揭示出人物命运的变化过程。”按照以上的标准来看，萧红小说中的情节可以说是不完整的，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情节。萧红的小说打破了中国古代传统小说以情节为贯穿全文线索的小说模式，情节大多是简单散乱的，小说中穿插了大量的非情节的因素，写得像散文一样。
萧红的这种淡化情节的小说模式，看起来结构散乱，似乎是写作能力不成熟的表现，而实则为萧红的创作优点所在。萧红的小说舍弃了对情节完整性的雕琢，在缺乏逻辑的场景和画面的变换中，将人类生存的面貌完整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真挚感人又有刺骨的悲凉。这样的文章能引发我们对民族命运悲剧性的深切思考，虽然小说的形式美感不够，但是意义却是深刻的。萧红是一个感情胜过理智的作家，她没有鲁迅的理智和才能，不能够在小说完成之前就为人物预设结局，她是靠心灵的直觉来写作的，小说缺少刻意的雕琢和人为的痕迹，显得粗糙，但是却获得了令人意外的真挚感。萧红小说常被批评为情节上不足，在笔者看来，这正是萧红强的表现。
（选自张苗《萧红小说情节结构模式》，《锦绣·上旬刊》2020年8期）
答窦秀才书
韩愈
愈白：愈少驽怯，于他艺能，自度无可努力；又不通时事，而与世多龃龉。念终无以树立，遂发愤笃专于文学。学不得其术，凡所辛苦而仅有之者，皆符于空言而不适于实用，又重以自废。是固学成而道益穷，年老而智愈困。今又以罪黜于朝廷，远宰蛮县，愁忧无聊，瘴疠侵加，惴惴焉无以冀朝夕。
足下年少才俊，辞雅而气锐，当朝廷求贤如不及之时，当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数寸之管，书盈尺之纸，高可以钓爵位，循次而进，亦不失万一于甲科。今乃乘不测之舟，入无人之地，以相从问文章为事。身勤而事左，辞重而请约，非计之得也。虽使古之君子积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胶其口而不传者遇足下之请恳恳犹将倒廪倾囷罗列而进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爱于左右哉！顾足下之能，足以自奋；愈之所有，如前所陈。是以临愧耻而不敢答也。钱财不足以贿左右之匮急，文章不足以发足下之事业，稛载而往，垂橐而归，足下亮之而已。愈白。
①又不通时事，而与世多龃龉。念终无以树立，遂发愤笃专于文学。
②今乃乘不测之舟，入无人之地，以相从问文章为事。
吹台春日怀古
[明]李梦阳
废苑迢迢入草莱，百年怀古一登台。
天留李杜诗篇在，地历金元战阵来。
流水浸城隋柳尽，行宫为寺汴花开。
白头吟望黄鹂暮，瓠子①歌残无限哀。
【注】①瓠子，又称瓠子口。汉武帝时，瓠子口黄河决口，淹死了不少人，帝派人筑塞，并亲临察看，作了《领子之歌》二首。明朝时，瓠子口仍时常泛滥，给人民造成极大灾难。“瓠子歌残”，意为《瓠子之歌》已经少有人唱了，言外之意是当今皇上已经不再像汉武帝那样亲自过问水利，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
我是个诗人，却因为各种因缘，有机会走进很多地方的大大小小的博物馆。最使我震撼的，是国家博物馆的中国历史文化精品展。那么多展品，或朴拙或华美、或雄浑或纤巧， 。它们都是各个历史时期我们这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瑰宝，大美不言，却闪耀着无声的光华。偌大展厅的展品遵照历史年代布置成了相互勾连的一连串“回”字形空间，仿佛走进了漫长的历史走廊，置身其中，让人浮想联翩。
辗转迂回间，我忽然明白，我看到的，其实都是时间， 的展品，其实都只是时间的各种幻象。最初的展品，其实是由自然做出的选择，散布在广袤的天地之间。后来有了有形的博物馆，有了人为的拣选。我不否认人为拣选之于它们的意义。但我想，最终，时间依旧是唯一的评判者。只有经历过时间， 后，其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才被保留下来，或者，再往遥远的将来想一想，最终，这些有幸保留下来的展品或许也会 。
（ ）是的，诗歌不是学术研究，不是论文，不需要缜密、翔实的考证，也不需要确凿、科学、正确的结果，但是它需要有温度的感知，有个性的表达，需要独特的体验和收获，我必须去感知、抓住并呈现它们。
珊瑚礁，是地球上最古老、最珍贵的生态系统之一。虽然其覆盖面积不到海底的千分之二，却为近30%的海洋物种提供了栖息环境。渔业、油气资源、潜水旅游等经济活动也与之息息相关。近20年来，由于全球气候变暖、海水污染、过度采挖等， 。为了保护珊瑚、恢复海洋生态，我国科研团队长期致力于在海底种珊瑚，重建海洋天堂。
种珊瑚也被喻为海底“植树造林”。
不论在陆地还是海洋，“造林”对调节气候变化、维系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保护生物多样性都具有重要意义。珊瑚种植技术主要包括无性繁育、有性繁殖、人工礁技术等，与陆地上的植树造林类似的是，都需要先培育“幼苗”，再移植到种植区，所以难度很大，但 。一方面，海洋环境复杂，为实际作业带来不少困难；另一方面，不同海域受环境影响的因素、人为干扰程度以及现有生态系统健康程度不尽相同，这就需要科研团队在种珊瑚的时候。
海底“植树造林”， 。海南海域有大片珊瑚礁分布，是海底“植树造林”大省，科研团队在反复实践中不断完善修复技术。例如，海南南海热带海洋研究所团队通过船舶“边走边种”的珊瑚苗种“飞播法”、将不锈钢珊瑚苗床运用在珊瑚苗的种植上等方式，提高了种植效率。
请在文中横线处补写恰当的语句，使整段文字语意完整连贯，内容贴切，逻辑严密，每处不超过15个字。
材料一：
人的生活和其他动物所不同的，是在他富于学习的能力……人靠了他的抽象能力和象征体系，不但累积了自己的经验，而且可以累积别人的经验。
（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荀子《劝学》）
上述材料引发你怎样的联想与思考？请结合材料内容，联系自己高中的学习经历，谈谈你对“学习之道”的理解。
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