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铃薯与世界历史
美国环境史学家麦克尼尔说：“马铃薯改变了世界历史……我们习以为常的食物，是如何以剧烈的方式改变了世界历史！”
材料一：马铃薯的原产地在南美洲。1565年，西班牙远征军将马铃薯敬献给国王。1770年，法国农学家巴曼奇撰写了一篇有关马铃薯营养价值的论文，受到法王路易十六的关注，在宫廷宴中烹调了二十多道以马铃薯为原料的佳肴，并致力于马铃薯的食用推广。
——摘编自郭晔旻《土豆的悲喜剧》
材料二：“包谷（玉米）、洋芋（马铃薯）、红薯三种，古书不载，乾嘉以来，渐产此物……今则栽种遍野，农民之食，全恃此矣。”；“其深山苦寒之地，稻麦不生，即玉黍（玉米）亦不植者，则以红薯、洋芋代饭。”
——据三峡地区地方志记载
材料三：20世纪20年代，美国发明马铃薯自动削皮机，薯片变成销售量最大的零食。赫尔曼莱在美国南部叫卖此机器，“乐事（Lays）”几乎成为马铃薯片的同义词。从1960年开始，通过遍布世界的麦当劳连锁店，“薯片”已经与硅谷的“芯片”，及好莱坞的“大片”一起，成为美国文化软实力的标志。薯片俨然成了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标签。
——摘编自郭跸旻著《丝路小史》
材料一：宋朝时期，城市开始大规模出现，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其中具有百万人口的城市就有两个一一汴京和临安。……在宋代，城市逐渐打破了坊市格局，街道上随处可以开设店铺。北宋开封已经有6400多家大中型工商者，8000-9000家小商小贩。宋代新兴的市民阶层的诞生、安逸的生活使宋人消费意识浓烈，酒楼、茶坊适应商业大潮，如娱乐场所瓦子，都通宵营业。
——《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
材料二：中国城市告别传统城市形态走向近代发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一批有别于传统封建市镇的近代城市首先在通商口岸崛起。这些通商城市以贸易为中介，并通过强行建立租界争手段，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新的技术、城市建设与管理、文化样式及价值观念移植嫁接到传统城市之中，从而使这些城市走出乡村社会及文化的包围而开始了艰难的近代之旅。
——摘编自涂文学《中国近代城市化与城市近代化论略》
材料三：考察建国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总的看来，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1949-1957年，是城市化起步发展阶段：（二）1958-1965年，是城市化的不稳定发展时期；（三）1966-1978年，是城市化停止发展时期；（四）1978年至今，是城市化的稳定快速发展时期。
——国家统计局《新中国50年系列分析报告之三》
材料一：中国传统户籍制度源远流长，发展于春秋，定型于秦汉，以后各朝各代历经变化。传统户籍制度是与中国王朝体制相联系的一项基本制度。这种以家庭为本位的人口管理方式，体现了维护社会治安、教化乡里、规定身份等级、稳定宗族组织、限制人口自由迁徙等诸项社会整合功能。科举考试也往往与户籍联系在一起，考生必须要有籍贯，这是参加科举考试的首要条件。在唐代初期，士人是由户籍所在地举送。宋朝时期，政府有明确的规定，士子只能在本籍应试。此后，科举制与户籍制度的结合渐趋加强，清朝更是按省划分科举名额，并为官籍、商籍等设立科举名额，创立宗室科举制度。为了贯彻分省取士制度，清政府还要求严查考生的户籍。
——摘编自李文芝《明清科举冒籍研究》等
材料二：进入20世纪以来，户籍制度及其功能发生重大变化。清政府在参考日本和欧美等国的户籍法规的基础上，于1911年初制定了第一部现代法律意义的《户籍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世界通行的户口登记与管理方式来规范的户籍法律，其将“人籍”（注：人籍记载出生、成婚、死亡等有关人之身份的事项）与“户籍”（注：户籍记载入籍、除籍等户口变动的事项）分立。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人民有居住迁徙之自由”，此条文为民国时期历次宪法所承袭。1915—1927年北洋政府相继颁布了《县治户口编查规则》、《警察厅户口调查规则》等户籍管理法规。清末民初制定的户籍法律，将表现欧美个人主义的个人身份证书和体现中国家族主义的传统户籍相结合，使户籍有了传递人口信息、个人私权保障功能，不再单纯是国家管制工具；还规定民众对户籍吏处置不当行为有诉讼抗告权利，民众不再只是义务载体。新的户籍法律解脱了过去的人身束缚，促进了社会的流动，大批农民来到城市，成为了第一批城市化的新市民。
——摘编自王海光《中国户籍制度现代化演进路径的历史考察》
